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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部队首领卡德罗夫

2月27日，乌俄战局紧张之际，全球社交媒体Instagram封锁了一个大胡子的帐户，这个大胡子不是普通人，他是现任车臣总统、普京的头号铁粉：拉姆赞·德罗夫。

就在几天前，车臣武装力量举行了荷枪实弹誓师大会，穿着迷彩服的卡德罗夫神色严峻，宣布将动员上万名车臣士兵派往乌克兰作战。

同时，卡德罗夫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喊话：“趁着你成为前总统前，赶紧向普京道歉！”

早在乌克兰战争发生前，卡德罗夫就多次表示，乌克兰不需要劳普大帝的驾，只要普京给他授权，他必出兵荡平乌克兰。

战火无情、枪炮无眼，卡德罗夫为何愿做俄罗斯的出头鸟、急先锋？他和普京究竟有什么交情呢？。。。。（摘自普京小迷弟、高加索安禄山,卡德罗夫为何铁了心挥师乌克兰）

普京本来认为，乌军从2014年跟顿巴斯的民兵打内战，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实在低下，几次都被民兵打出漂亮的围歼战。这种战斗力碰到俄军，肯定速败。他准备了二十万大军在俄乌边境，但是前三天只派出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没想到，开战三天，进展并不理想，年久失修的俄罗斯战争机器，运转已经不是他22年前刚刚接手时候的那个巨无霸了。

这个时候，除了继续增加前线部队之外，他把车臣人拉出来了。。。。。46岁的车臣王小卡德罗夫，会是70岁沙皇普京的安禄山，还是赵括，有待观察。（摘自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俄罗斯的安禄山还是普京的赵括）

开战以来，此人发了许多炫耀自己的视频，简体中文圈中吹捧他的帖子和视频也很多。如：《守军全线崩溃！车臣部队意外斩获头功，亚速营覆灭在即 》利刃时刻视频；《基辅守军投降，顿巴斯营被击溃，俄军大举增兵！乌军败局已定！》 主持人雪莹视频；《亚速营落荒而逃，车臣参战直攻乌克兰要害》之类。但同时真相也开始被陆续揭示出来：

伟大的乌克兰卫国战争进入第34天，车臣安禄山卡德罗夫和他的抖音部队在过去24小时继续向网红界推进。被广大鹅吹期待甚高的车臣兽人军团，自从开战初期，被乌克兰军队当头一棒，干掉了一个高级指挥官后，就开始转型走网红路线。

这些强壮、全副武装、装备精良的大胡子男人出工不出力，每天手机不离手，刷手机的时间比拿枪的时间还要长。在乌克兰各种秀，亲民，扶老携幼，到处找老太太扶着过马路，涌现出大量好人好事，就是没多少战斗。

昨天刚被封为tiktok中将的卡德罗夫在网络发布了一张照片，声称他在马里乌波尔，迫切地希望人们认为他在马里乌波尔作战

昨天刚被封为tiktok中将的卡德罗夫在网络发布了一张照片，声称他在马里乌波尔，迫切地希望人们认为他在马里乌波尔作战。不过这位急于获得认可的网红新人显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照片背景的Pulsar 加油站属于俄罗斯石油公司，来自车臣的搞笑达人没有意识到，俄罗斯有很多这样的加油站，但乌克兰全境真没有。（乌克兰最新战况！ 猫爪团 2022-03-30 11:37）

说到车臣，不得不提到昨天网络流传的一张热图，图的左边是1999年，车臣首都格罗兹尼遭俄军轰炸后的场景，右边是如今被轰炸后的马里乌波尔。

不知道配合俄军进攻马里乌波尔的车臣士兵，看到这张图片是什么心情。说实话，我真为车臣这个民族而悲哀。（摘自俄乌战事最新观察（3月30日）2022-03-31 11:09）

3月28日，车臣议会表示，普京已经授予卡德罗夫中将，卡德罗夫成了车臣和俄罗斯的英雄。

鲁迅留下的思想遗产——“人立而后凡事举” 

搜狐网 2016-11-01 08:52 朝花时文

对阿Q式的“群奴”，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对“卑劣无耻的奴才”，尤为不齿。特别是一些“叭儿狗”文人，鲁迅给予无情的讽刺、打击。他从乡下人偷挖雷峰塔砖谈及“奴才式的破坏”，为“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而痛心疾首

鲁迅留下的思想遗产——“人立而后凡事举”

文/乐朋

硬骨头的鲁迅没有丝毫奴颜媚骨，这是众口一词的公论。由之我想，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文化遗产，倘用一语来概括其思想之精髓，那便是：抗拒为奴。

自1907年倡言“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至1936年临终前奉劝“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可以说，鲁迅30年如一日地抗拒为奴，用他的“金不换”教育国人：万勿安于奴隶生活，更不可甘为奴才，而要做一个挺直脊梁的中国人！

抗拒为奴，是鲁迅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在鲁迅眼里，有3000余年古文明的中华帝国，本质上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乱一治”循环往复，坐龙椅的主子虽不同，但亿万民众“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直到晚年，鲁迅仍固执己见，“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做了3000余年奴隶、牛马的中国人，倘不抗拒为奴，只会心安理得地苟活着，那么中国的运命就很可悲了。鲁迅为此而“大恐惧”。

时时留意解剖别人的鲁迅，同时也严于解剖自己。与劳苦大众相比，鲁迅的生活要优裕得多；但他明白，自己的奴隶地位、身份并没有改变。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辛亥革命之前，他是大清国的奴隶，而之后名义上已“共和”，却又做了国民党把持的党国之奴隶。没有人身、言论的自由，还因批评时弊而遭受围攻、通缉，明诛、暗杀。因此，他称自己的文章为“奴隶文章”，帮助出版“奴隶丛书”，译介东欧、苏俄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作品。他的呐喊、战斗，都是要结束这为奴的时代，去创造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说自己的杂文，“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 倘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并说这是“自己的老脾气”。“老脾气”，不正是一以贯之的抗拒为奴精神么？

最令人感动的，是鲁迅不讳言自己的毛病，即奴隶的劣根性。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中行、交行停止钞票兑现银，纸币贬值。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身上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因为贬值几乎要吃不上饭了，心里很恐慌。后来打探到有黑市，能以六折多兑换现银，他就“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待涨到七折时，他“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像这样一件生活琐事，原本是无可厚非的，谁也不想干吃亏嘛！鲁迅却由此引出“另一思想”：“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诸如此类受奴役而不自知，反为自己得些便宜而高兴、“还万分喜欢”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国人的奴隶劣根性要改变、革除，会是漫长、艰难的过程吧！但安于为奴而不自觉，那就太可怕。鲁迅具备抗拒为奴的自我警觉，适见其人格之磊落和思想的伟大。

揭示国人为奴的历史与现实已属不易，而鲁迅的卓越，还在洞明国人为奴的制度和文化根源。奴隶及其奴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整套奴役制度和文化长期浸淫的产物。他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他将这种奴役制度和文化的老根，一直刨到春秋战国时的《左传》：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最末等的“台”，不是再也没人可“臣”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以帝王为中心的王权宗法制度，就这样把男女老少统统纳入家国体制的架构中。它犹如一张天罗地网，将全体国人捆得死死的。上到一国之君、下至一家之主的大小主子，尽可作威作福。鲁迅的抗拒为奴思想，其批判锋芒指向罪恶的奴役制度及其儒家文化。不推倒奴役制度，不批倒奴役文化，国人要活出人样，要摆脱奴隶身份和奴性，是绝难办到的，他们只能长久地在“奴群”中沉沦。

精致巧妙的王权等级制度及其文化，每时每刻在催生着国人的双重人格、双重身份。如鲁迅所说，“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主与奴、狼性与羊性集于一身的国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忽尔为主，忽尔为奴，变幻不定。高贵如年羹尧、和珅之类大将军、大学士，在雍正、乾隆帝面前，都一口一个自称“奴才”，不敢有不安分之心；而低贱如阿Q的穷光蛋、受气包，竟也能拿小尼姑、小D来寻开心。卑微的童养媳做了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一切以权势、身份而转移，有权有势时无法无天、无所不为，丧权失势则低三下四，奴性十足。鲁迅曾拿孙皓、赵佶做例子，说明国人普遍的心理定势。“作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鲁迅又用朱元璋为例指出，“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不是吗，游方僧出身的朱元璋本是典型的流民、流氓，但做了皇帝以后却明令禁止流民，不许百姓为活命而逃亡、乞讨，他“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厉）害”。一阔脸就变。朱元璋之类“造反者”，“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推翻奴役制度。历来的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换个新主子； 而底层民众依旧是做奴隶，被奴役。统治的主子对付民众的办法，一手是酷刑、屠杀的暴力，一手则是残脑、洗脑的愚民。他们像“铁黑色的细腰蜂”，将一只只“小青虫”捉去，“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说道 ‘像我像我’”——长时间地灌注“毒针”，即蒙蔽和欺骗，使民众头脑麻痹，丧失分辨能力，服服帖帖地做奴隶，或做奴才。于是，“太平盛世”来了！

但与主子欲把“基业”传之万世的梦想相左，受奴役的奴隶不会永远沉默，他们中不安分的要起来反抗、斗争，以至闹出山摇地动的革命。鲁迅倡导和参与的“革命文学”，便是抗拒为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对阿Q式的“群奴”，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对“卑劣无耻的奴才”，尤为不齿。特别是一些“叭儿狗”文人，鲁迅给予无情的讽刺、打击。他从乡下人偷挖雷峰塔砖谈及“奴才式的破坏”，为“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而痛心疾首；他对“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奴性也跟着加足”的政治流氓、文化流氓，掷出锐利的匕首、投枪。鲁迅则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文学巨匠、民族英雄。

即便是在“左联”内部，鲁迅也是非分明，绝不屈从于以权势压人者。他真诚地引毛泽东、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为同志、兄弟，同时又坚拒李立三等人的错误主张。鲁迅突破民族、党派偏见，把爱国主义的基准线定位于国民，定位于人的自由解放。当有些人大谈清朝的学术成就并引以为豪时，他则要“算账”：“大家十足做了250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拆穿了所谓文化爱国的把戏。在日本加紧侵华步伐，“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爱国调子高扬之际，是鲁迅冷静地告诫国人：“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为好’。”亡国奴不好，有国奴也不行。两者的区别，仅是多了个主子。鲁迅又说，“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民族魂”之鲁迅，拥有一个永不屈服的灵魂。他曾借古埃及奴隶的“冷然一笑”说，“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还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于这生活”。奴隶与奴才的界线，一目了然。

我确信鲁迅的话，“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本文刊于2016年10月21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张黎群：打倒陈贾思想  

有这么一种谄佞小人，好替人文过饰非来讨好卖乖。也有这么一种不能认错改过的人，喜欢这种顺过的人，欣赏那一套为自己错误辩护的假道理。

在《孟子》书中记载的陈贾，便是一个“顺非以谄其上的”典型人物。而齐宣王呢？正是上了谄媚小人当的昏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我国春秋时代齐国吞并了燕国，各国诸侯很不满意，共同计议救援燕国。齐宣王感到形势不妙，向孟子请教办法。孟子劝告道：“你赶快发出命令，遣回老老小小的俘虏，停止搬回燕国的宝器，再和燕国的人士协商，择立一位燕王，然后自己从燕国撤退。这样做，要使各国停止兴兵，还是来得及的。”齐宣王利令智昏了，竟拒绝了孟子的建议。结果，弄得很被动，下不了台。各国诸侯同燕人一道反对齐国。这时齐宣王懊悔了，说道：“吾甚惭于孟子。”于是，陈贾乘机讨好齐王了，他要“引经据典”为齐宣王的过错辩护，说：“王呵，你可不要难过，这没有什么，我讲个周公犯错误的故事给你听：周公派他的哥哥管叔到殷地去，管叔却领殷民来造反。这个情况，如果周公早已预料到了，却仍然派管叔去，是他的不仁；如果周公未曾预见到，便是他的不智。周公是古代的圣人都犯了过错，你有这点过错便不算回事了，我愿意去看看孟子向他解释解释。”

听了这一席似是而非的谬论，齐宣王可是心安理得了。这位陈贾呢，得意洋洋去见孟子，又搬出他那一套文过饰非的胡话，孟子听罢，狠狠地指责他一通，孟子说：“周公是不了解管叔才造成的错误，他一发现错了立即改正。而齐宣王却无缘无故地去攻打燕国，犯了过错，不仅不改，竟将错就错。这种恶劣行为，居然还有人顺过，而且编造一些假道理来为他辩护，实在糟糕得很。”陈贾在孟子义正词严的批驳下，理屈词穷尴尴尬尬的溜走了。

陈贾这个谗佞奸狡的丑恶嘴脸，可真真暴露无遗了。本来嘛，人，常常会犯这样那样的过错，难道世界上会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吗？当然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错误。“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孟子说：“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蚀，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古代，我们那些大智大勇的人，把“过而能改”作为衡量觉误高低的标准之一。因此，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看到有错，便应该开诚相见，互相规劝，互相帮助改正。

可是象陈贾这么一类人，却采取与上述相反的态度，专事“顺非以谄其上”，专替人文过饰非以讨好于人，：什么“周公圣人都有过错。何况你齐宣王呢？”陈贾这种人的危险之处，就在于他有那么点点仿佛“言之成理”的“理论”，而那些存在“知过怕改，将错就错”弱点的人，往往正中下怀，听来悦耳舒服，自觉或不自觉地心安理得起来，把必须勇于改过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显然是一种危险倾向，值得我们警惕的。

五柳村2002年4月9日转发
1962年8月18日首发表于四川日报专栏《巴山漫话》，据罗竹风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

李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假话时代

中国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假话时代。假话时代最可怕、对制造假话者最大的惩罚，不是说假话的人得不到他人相信，而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任何人。

2013年，大陆著名导演冯小刚出版了一本随笔集《不省心》，书中说，曾经因为说了两句实话，代价很大。先是媳妇徐帆晚上不让自己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来好友陈道明也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写道：“尤以道明兄的一句戳痛我，他说：‘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陈道明，是大陆著名演员。“你不说实话能死吗？”是过来人的话。他太太杜宪，原是央视新闻主播。1989年6月4日晚间，她播报北京戒严等消息，身着黑衣、语速缓慢，以肢体语言表明同情学生，于是被停职并调离新闻部。

不过，陈道明说出这样的话，冯小刚的“认栽。收声。”其实已经说出了大陆的现实状况了。真正的“收声”是连“收声”这样的话也不说。因为在大陆说实话真的会死。

“不说实话”或“少说两句实话”，对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无疑是堵塞了自由思想。尽管文艺创作大都虚构，但是正因为虚构更可以无顾忌地反映生活真实。我曾有这样看法：历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尽管这说法有点极而言之，但却是我的人生体验。因此，如果电影创作者不能说实话，那就意味没有真正反映真实的电影了。

不说实话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不能不说假话。也就是不仅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假话的自由。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后来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曾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但这种改造岂止始于文革？名画家叶浅予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延绵至今的爱国、反帝、阶级斗争与敌情观念的无日无之的洗脑宣传，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把中国改造成全民说假话、相信假话并且维护假话而不自觉的国度。

画家陈丹青说：“如果你们销毁了美国绿卡，我就相信你们爱国是真的；如果你们把子女送到朝鲜，我就相信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如果你们公布了官员的财产，我就相信你们的反腐是真的；如果你们给全国人民一张选票，不是自选官员，我就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哪一条都做不到，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们？”但大陆人普遍就是不问缘由而相信，以假作真。

中国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假话时代。假话时代最可怕、对制造假话者最大的惩罚，不是说假话的人得不到他人相信，而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任何人。

香港的不幸在于97年主权转移后要同这样的时代融合。

（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