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退一步，或许海阔天空

原创 杨佩昌  原载 杨佩昌看德国 2020-05-19 

 

 今天我可能要打破惯例，发一篇“正能量”文章。不为别的，只因为我的全家和亲友都生活在中国。一旦应对不当，则满盘皆输，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会波及和影响到每一个人。正如武汉作家方方所言：“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更何况来的不是尘埃，而是两辆呼啸而来、即将迎面相撞的列车。当然，已经移民国外的人可以冷静地说：不怕，撞坏了再修。甚至还会有人高喊：加油！两军相遇勇者胜！

我不希望两车相撞，毕竟还想多旅行一段时间。

疫情发生后，很多国家在三个问题上批评中国并表示将对中国追责，就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也倒向追责阵营。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病毒起源问题、信息隐瞒问题和病毒扩散问题。

关于病毒起源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声称，有确凿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而中方拒绝独立调查的提议。

关于信息隐瞒问题，特朗普在白宫拿出各国感染与死亡数据，与中国公布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低得不可思议，由此认定中方数据造假，从而误导各国的抗疫。

而病毒扩散问题，特朗普指责中国，武汉封城之后，不允许武汉人飞往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其他城市，却允许国际航班飞往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纽约，由此造成病毒在世界范围扩散。

面对大面积的感染和超高的死亡率，不少国家认为中国有责，从而向中国提出或准备提出赔偿问题，总金额高达几十万亿美元，这其中包括长期被中国援助的尼日利亚。如果应对不当，中国将陷于被动，给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面对多国的指责声浪，一些媒体和战狼们四处出击，甚至采取谩骂的态度。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当前中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怎么形容都不为过。问题的解决不能用情绪化的方式进行简单对抗，而要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理性沟通，特别是美国，因为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美国手里，不应将精力浪费在其他国家身上。那种敲打“帮凶”如澳大利亚的想法是要不得的，只会让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失分。

既然不能用狂怼的办法，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或许中国古老的智慧可以借鉴：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并非无路可走，还有一定的空间可退。用金钱买好的方式是暂时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打感情牌，争取人心，赢得世界各国的同情和理解，也即是退回到诚意、诚实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上来。

 

• 对病毒起源问题，中国须显示出最大的诚意，愿意公开透明并全力配合调查。不久前，中国驻英国大使表示，同意世卫专家前往中国进行调查，这是正确的一步。但是，如果中方沿用以往的思维，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来华世卫专家，可能适得其反，只会让调查专家对中国得出负面结论，更没有必要干预专家的组成人选，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一概表示欢迎。中国显示出最大的诚意，并非向美方屈服，而是让世界看到，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 对于信息隐瞒问题，中国应拿出诚实的态度。如果世卫组织专家无法得出病毒人为扩散的结论，即便病毒是最早在武汉被发现，也无法就此对中国进行追责，毕竟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病毒疫情，如埃博拉病毒、西班牙大流感等。但是，信息隐瞒问题是一道绕不过的坎，中国要显示出诚实的态度：由于科技水平不够，检测手段不完全可靠，因此可能出现检测不准的问题。正因为检测不准确，才出现了公布感染人数过低的现象。至于死亡率的问题，也是因为检测手段落后所致：由于检测不准，没有把所有死亡人员归因于新冠病毒，而只是公布了确诊人员的死亡人数。检测不准是科技实力问题，不是人为隐瞒，这样反而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与同情。

• 对于病毒扩散问题，中国要在人道主义价值观上与西方共情，因为人道主义是欧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武汉封城后，武汉的确停止了通往国内其他城市的航班和其他交通，而国际航班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停止。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武汉封城是地方政府行为，而封锁国际航班是中央政府的民航管理部门。地方当局可以做出国内封城决定，但不能决定封锁国际航班，这是权限问题。由此造成了国内封城与封锁国外航班的脱节。这方面，中国在管理上的确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但不是故意让病毒向国外扩散。其次，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要求回国的外国公民和拥有外国居留权的人士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因此未能及时封锁国际航班。再说，美国政府要求所有的美国公民和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回国，中方认为，有必要配合美国政府的决定。

诚意、诚实和人道主义，任何国家都无法拒绝。这与做人一个道理：如果与人相处，待人有诚意，做人诚实，有人道主义情怀，谁还好意思与你过不去？退一步真是海阔天空，不仅有效减弱甚至化解国际社会的指责，而且还能赢得广泛的理解与同情，避免了世界追责的严重后果。

这篇文章可能两边不讨好：一定会受到极左的指责，认为往后退的主张是卖国行为。同时也会受到极右人士的批评，误读为御用国师型的解套支招。在此特别说明一下，本文是和中间、理性的人士探讨，目的是抛砖引玉，避免中国受到巨大的损失。

李怡评香港文憑試歷史試題争议

李怡：摧毀下一代心智

教育局長認為「沒有討論空間」的一條文憑試歷史試題，因為中港共和香港教育局的狠批，反而在香港輿論和網絡引起熱議，提出的幾乎所有話題，包括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中共在抗戰期間制訂的「七分擴張，二分對付國民黨，一分抗日」政策等等，都在挖中共瘡疤，造就社會對中共更不利的輿情。本來是一樁沒有人關注的考題，又一次被中港共「捉蟲入屎忽」，用中共語言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接受過中小學歷史教育的學生，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侵華史。試題要求學生參考兩個舊資料，「並就你所知」，「是否同意」「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如果有學生回答「同意」，那麼說明這學生對歷史「一無所知」，肯定得到極低評分。因此，楊局長認為學生會被引導達致「偏頗結論」，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相信絕大部份學生會以發生在那兩個資料之後的歷史事實，表示不同意「利多於弊」的說法，而論據與分析就決定了評分高低。

如果有學生引用毛澤東1961年感謝日本侵華，「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或者更厲害些引用毛澤東把感謝日本皇軍的話講了七次，而稍稍表示同意「利多於弊」的說法，那就表明這學生的「所知」較多。但如何分析，就有多種取向：可以認為「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中共內戰得勝並建國」因而「利多於弊」；可以認為儘管對中共建政有利，但侵華造成中國人命傷亡，對中華民族絕對是「弊大於利」；也可以認為儘管對中共建政有利，但從中共建政後造成人禍連年來看，中共「解放戰爭的勝利」實在是中國人民苦難的開始。

同一個「所知」的內容可以申述出種種不同的論述，絕對不是「沒有討論空間」。

對這一條試題的回答，還可以直接質疑是否應該只用「利弊觀」去判斷歷史。「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試題資料提出的1905年清朝派人請求日本法政大學接受清國留學生，1912年向日本尋求經濟援助，可以解釋說日本的援助基於仁義；而後來的侵華，中共乘機擴張勢力，以及最後由打江山而坐江山，都是基於政治權力和利益。基於仁義的援助不能與基於權力的爭逐相提並論。如果不是以政治正確作選擇，而是評判學生的「所知」與分析能力的話，上述的討論都可以給予不同的評分。

秉承西方先進教育的傳統，香港教育從來強調批判性思考。考試的設計用來測驗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一道試題，與提供的資料，是對批判性思考的檢視。試題沒有固定答案，沒有必然會得到的結論。評分是評定學生的「所知」與分析能力。

認為教育和考試題，只能提供一種結論，不容許有批判性思考，對掌權者要人民相信的政治和歷史結論不能懷疑，這是專制政權的教育。法國啟蒙運動大師孟德斯鳩說過：「任何專制國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極力降低國民的心智。」中港共政權現在汲汲要做的事，就是極力降低香港下一代的心智。

一道試題只是伺機發難，在中共指令下，林鄭一周前已說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中共喉舌藉文憑試大張撻伐，教育局赤膊上陣，是一步步要實現前天《人民日報》文章所說要對香港教育「刮骨療毒」。掌權者的用心何其毒也。大陸有網評：「刮骨療毒，令人髮指。歪嘴吹燈，令人作嘔。」歪嘴吹燈是中國歇後語，意思是一股邪氣。保護下一代，香港人要力抗這股邪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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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任何問題都可以討論

文憑試歷史科必答題：「『在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教育局長楊潤雄在記者會說，「大家都知道日本發動侵華，題目本身沒有討論空間，只有弊，不會有利。」楊又說，試題「有引導性，考生可能因而達至偏頗的結論，亦嚴重傷害在日本侵華戰爭造成大量喪生的國民感情與尊嚴」。

既然「大家都知道」「沒有討論空間」，那麼學生的回答也幾乎一定是「只有弊，不會有利」了。這樣又如何會「達致嚴重傷害國民感情與尊嚴的偏頗結論」呢？楊局長自相矛盾。

楊潤雄表示，試題引用的資料偏向日本對華援助，學生極有可能被引導去作答「利多於弊」，得出「和整個民族理解不符合的結論」。

所指試題資料，有參考資料C及D。資料C是引用1905年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的一篇文章，講清國人范源濂與他見面，提出關於清國派遣留學生去日本，多習武備、教育，少習法政學科，希望今後能到法政大學多學法政，以因應大清的改革。資料D有兩段出自1912年的引文，分別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勳黃興和民國臨時政府向日本請求經濟援助。這是1905和1912年的資料，與日本大舉侵華相距甚久，絕大部份學生應該對這兩個資料缺乏認識，而對1931年後日本侵華則肯定甚為熟悉。試題正是要以清末民初兩個資料，對學生已有的認識作拷問：前期的日中合作是否就能蓋過日後的侵華罪行？以此測試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若認為因這兩個資料，學生就會得出日本侵華利大於弊的偏頗結論，那是對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獨立思考的侮辱，也是對教育應以啟發學生思考為職志的背叛。

胡適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日本侵華，對學生來說，相信原先都是「不疑」的，現在考卷提出了「有疑」處，讓學生深入思考。這絕對是一個很有心思的好試題。中國教育的失敗，導致大多數人民都盲目相信壓迫他們的統治者，正是因為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社會議題歷史議題，都不容許「有疑」。甚麼都不疑，慢慢人們就變成不會動腦筋不敢動腦筋、事事跟從黨意的馴服工具也。

在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任何問題都不會「沒有討論空間」，因為沒有任何學問是凝固不變的。人類文明的進步，正是從不斷懷疑既有的結論而取得，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只有專制政權，才對所有的政治、社會、歷史議題，有不容置疑的結論，但這結論卻會隨着權力的變更而變更。比如，對文革的評價，就隨中共權力更替變異而改變，現在的結論也不能保證日後不會改。

教育局把一個極好的試題予以污名化，將之取消，不是個別事件，它等於否定了香港過去傳承的做學問之道，不再是「在不疑處有疑」中啟發人的獨立思考，而是從政治上決定對「政治正確」的事情「不得有疑」。

中國過去走的，是與胡適的教誨相反的路：做學問在有疑處也不疑，待人就在不疑處也有疑。整個社會，被不斷變異的政治正確所閉塞，製造出沒有獨立思考和創造力的盲眾；並從敵情觀念出發，對人永遠不信任，永遠懷疑，於是發展成一個人人可疑、人人都會被人舉報出賣的社會。香港教育局的這一小步，實在是社會倒退的一大步。
——作者脸书
張貼者： NCN 位於 5/18/2020 01:39:00 下午

張貼者： NCN 位於 5/18/2020 10:46:00 下午

鲍彤：骂皇帝是对社会负责任

2020-05-19

资料图片：鲍彤先生（法新社）

人民网有一篇佚名文章《跟主席学国学》，介绍习近平“讲给世界的十五个典故”。我读了其中第一个典故的介绍，有三点不满意。

这典故是指习在巴基斯坦议会演说中引用的两句成语：“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作者说，这两句话出自李世民的《赠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作者解释道：“在狂风中才能看出草的坚韧，在乱世里方能显出忠臣的赤子之心。”

习的原话没有问题。三个问题都出在辅导文章里：一，习那两句话的出处未必是李世民这首诗，更何况把中巴关系跟唐太宗和萧瑀之间的君臣关系相提并论太不伦不类了。二，把“板荡识诚臣”解释为“在乱世里方能显出忠臣的赤子之心”，不准确。三，作者没有完成自己规定的任务，谈不上帮助读者“学国学”。

《板》和《荡》，是《诗经*大雅》的两篇，都是几百字的长诗，都是士大夫创作出来在庙堂之上自由流传的“大雅”之作，从来没有被谁保过密。想知道它的本义，想知道李世民感慨“板荡识诚臣”的缘由，很容易，读一读这两首诗，就明白了。

《板》开门见山，说：“上帝板板，下民卒瘅。”——上面的皇帝不正常，下面的平民活遭殃。诗人历数最高领导人的过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

《荡》同样直率尖锐，第一节原文：“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非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意：为所欲为的皇帝在上，你是下民的君王。君王你暴虐凶强，君王你品质不良。天生我们众民，没法掌握命运。你当初净开支票，最后却打了空漂。随后七节，诗人严厉谴责皇帝失职失德，辞意激烈，全是训斥。

什么是《板》和《荡》？我想已经一清二楚了。不必拐弯抹角把板荡解释为乱世。板荡就是 “骂皇帝”，乱世可以骂，盛世也可以骂。

“板荡识诚臣”是李世民对“骂皇帝”的肯定和嘉许，也是对骂皇帝的“诚臣”的肯定和嘉许。李世民没有勃然大怒，没有下令把骂皇帝的人斩首。相反，他认为，骂皇帝是“正能量”，——姑且用今天未必准确的流行语，——是好的，不是什么坏事情。

《板》和《荡》，在诗三百中独树一帜。它不同于歌唱爱情的《关雎》，不同于细说田家苦乐的《七月》，也不同于咒骂吸血鬼的《硕鼠》……。但是，它和诗经中的其他篇章同出一源，都是正常的人性人情的发泄和发扬！无怪乎孔夫子斩钉截铁地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者，纯正也！评价人类精神生活，“思无邪”应该是一种朴实的肯定，我认为。

李世民是明白人。他登上皇位不靠幸运，不靠神话。他深知朝廷陋规和群臣百态。他才不糊涂呢！他懂：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人，往往是些废物！歌功颂德的作用，大不了是骗骗皇帝，使皇帝陶醉或麻醉，使皇帝稀里糊涂或者发疯发狂，使国家陷入危机，使老百姓受罪遭殃！他懂：巧言令色，成天拍马屁的，要么是想浑水摸鱼，要么干脆就是包藏祸心！他懂：做工作的，起好作用的，老百姓信任的，不是那些全心全意讨皇帝欢心的宠臣；而是实事求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必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不在乎皇帝喜欢不喜欢，不怕皇帝生气，不识时务，不随风倒，不含糊，不模棱两可，不因皇帝爱马就指鹿为马，不因皇帝喜欢打胜仗就报败为胜。唐太宗知道，他不需要宠臣，他需要诚臣！是的，诚臣！哪怕他们胆敢对皇帝批评指责，哪怕他们对皇帝出言不逊甚至口诛笔伐！

李世民的这种见识非同一般。《赠萧瑀》只有寥寥四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应求義，智者必怀仁。”首句是老生常谈，三四句是孔门初阶，都不新鲜；新鲜的是“板荡识诚臣”——骂皇帝是诚臣独具的品格！这是李世民的经验之谈，是全诗命意所在。没有这一句，全诗味同嚼蜡，何必写，何必赠，何必流传出去丢人！

吟咏“烈火见真金”是因为爱真金，吟咏“板荡识诚臣”却是因为重诚臣。李世民不重真金重诚臣。他下功夫钻研如何“识诚臣”，终于得出了“板荡识诚臣”的规律。皇帝者，最高也，万万得罪不得。得罪皇帝是找死。一般官僚，对皇帝敬畏犹恐不及，谁敢骂他！没有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感，谁敢冒这种杀身之祸！所以敢骂皇帝敢做负责任的诚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应该说是千古所难。当然咯，一千五百年前就能总结出“板荡识诚臣”的规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为什么是“板荡识诚臣”而不是“板荡识诚人”呢？那是皇帝的眼界使然：当了皇帝，一眼望去，别“人”统统都是被他领导的“臣”，而不是和他平等的“人”。皇帝有皇帝的眼界。李世民毕竟是唐太宗。谁能要求唐太宗不是皇帝？谁能要求唐太宗越出皇帝的视野？

我这篇短文是被“学国学”引出来的，只能介绍一下《板》和《荡》，介绍一下李世民那首诗。至于对“骂皇帝”这种社会现象进行探讨，非我学识所能及，倒是很想知道时贤的主张。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四年过去了，那个脑壳被爱国贼打穿的西安人还在45号病房

经典文摘2018  2018-12-11

转自：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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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

2012年9月15日，西安。

 

担任西安某都市报评论部主任后，江雪不直接进入新闻现场已经有些年头，她不可能预见在未来的哪个时刻，会重新奔赴第一线。这天下午，她和朋友在家附近的茶馆分别，微博上扩散的一些信息让她隐约不安，她嘱咐开日系车的朋友注意安全。

 

城外北郊，李建利夫妇正带着儿子和即将过门的儿媳妇，在建材市场里转得不亦乐乎，大儿子婚期将至，物件也基本备齐了。他们驾驶的白色的丰田卡罗拉，买回家刚一年多，此刻在日光下锃光发亮，正如他们的心情一样闪耀。

 

然而韩宠光的情绪可不美妙，他正在辖区派出所焦头烂额地同警察争论。他申请的“918”游行活动，召集了全商城的300多户商家加入，他的心里有股热血正在翻腾着。可现在，眼前的民警劝他撤回游行申请，他既疑惑又恼火，决定上街看看。

 

西安以钟鼓楼区域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将这个方方正正的城市切割为规整的形状。大街的路标用典雅的木雕装饰着，这座古城企图用每一个彰显文明的细节，俘获驻足这里的人们。

2012年9月15日，这四条大街上挤满了人，他们原先分布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和那些不知名的街道一样默默无闻。而现在，他们昂首阔步地涌上了这四条主干道，他们从未像这一刻一样地坚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某种权益的捍卫者。

 

游行的人潮打着各式标语

终于，在西门外的大街上，在一场被官方称为“反日保钓游行”的活动中，三个素昧平生之人的命运，相遇了。这一天，这座以悠久历史著称的城市，充斥着疯狂的人群、被砸毁的车辆、被碾压的围栏，咒骂声、呻吟声、哀嚎声，眼泪以及鲜血，还有一些无法随时间消逝的隐痛——李建利的伤病、韩宠光的困惑和江雪的羞耻感。

遭难者

他们没想到，走了四年，至今没有走回家。

 

人群中，王菊玲站在车的这边苦苦地哀求砸车者，“我们错了，我们以后再也不买日本车了”。一转身，那边的丈夫已经瘫倒在一辆白色面包车下，血流如注。她嚎叫着跪倒在丈夫身边，喊着“救命”，眼前这个身体却毫无反应。

 

王菊玲：血捂都捂不住。鼻子、嘴全都冒血，是血浆，还不是血。我当时先拿手捂的，都能感觉到那个洞。

王菊玲向围观人群求救

围观群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韩宠光拨开人群，见到李建利的时候，他心里估摸着这人已经没救了，因为他认出那些粘稠的、白色中带有血丝的东西，是脑浆。想到交通已经瘫痪，拨打急救电话不如自救，他拦下一辆出租车，和王菊玲一起将李建利抬上车，此时，一位民警出现，为他们开道。

 

他们的身后，砸人者还没有放过李建利那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游行的队伍还在浩浩荡荡地前行……

王菊玲评价丈夫“视车如命”。在915那天，“车”和“命”两个字，竟这样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今年55岁的李建利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王菊玲的老家在河南，两人因在同一家单位上班而结识。2000年，二人先后下了岗，开起了出租车，一个人开白班，一个人开夜班，夫妻相聚的时间几乎没有。但是收入增加了，下了岗的夫妻俩竟让生活出现了新的转机。回忆起那段时光，王菊玲说“有苦有甜”。

 

苦的细节都飞快地带过，王菊玲更愿意眼含笑意地聊起生活中的“甜”：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有希望，有奔头”。在王菊玲看来，这还有什么不满足？两年后，开出租车攒下了积蓄，在朋友的介绍下，二人又经营起二手车生意，良好的信誉和丰富的资源，让他们的二手车买卖红红火火。夫妻俩健身、旅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喜爱旅游的李建利夫妇

除了经济来源始终与车挂钩，李建利本身就是汽车爱好者，家里的家用车换过三辆。说起丈夫对车的爱，王菊玲回忆到，她曾和朋友开着家里新买的车出门办事，新车被撞，急忙赶来的丈夫竟然首先钻到车底下查看车的受损，而不是自己的伤情。至今想起这件事情，她还是将嗔怪的目光投向在病床上憨笑的丈夫。

 

在对“915”那天的讲述中，王菊玲悔过选择的道路，悔过回家的时机，怪过自己的命运，甚至怪过路中间阻碍车掉头的围栏，当然，也恨过那个肇事者——挥舞U型锁，狠狠砸向丈夫脑袋的蔡洋。

 

到了最后，这个苦心经营家庭的女人——她跑出租车时因怕找不到厕所而不敢喝水，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寿司和省油的车——万分坚定地对我们说：“我觉得归根结底，这事儿还是怪日本人。”

“ 爱国贼 ”

他不确定警方给他的信息是否确切，以及混乱的程度到底如何。

 

出生于河北邯郸的青年韩宠光，彼时正在西安经营五金生意。在游行示威这件事上，他一直跃跃欲试。

 

1999年，韩宠光还是个高中生，正值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事件，街头游行抗议的人中，他是其中的一分子。那种每个人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热血上涌的感觉，他至今记得。

 

13年后，在西安，韩宠光又看到了相似的景象：游行的队伍喊着口号，摩托车迎宾队、豪车迎宾队组成长长的车队。看到车队开道的情景，韩宠光内心那股燥热的东西再次被撩动，韩宠光想，三天后，他申请的“918”游行也要这样搞。

 

为游行开道的“豪车迎宾队”

他继续往人群中扎。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上是乌泱泱的人群，他们举着牌子，打着横幅，像一架所到之处只留废墟的巨型机器，所有的个体都失去了差异化的面目、身形和动作。

 

然而，眼前的场面很快让韩宠光从觉得熟悉，到开始感到诡异和惊慌。因为人们已经不只是游行，而是开始了砸车、砸店。

 

韩宠光：有一个戴着黑墨镜、穿着黑色短袖T恤的人，他把人召集起来，跟他们说砸的时候怎么砸，怎么掀翻，遇到抵抗要怎么样。说一个也不放过，好像就是计划好的一样。

 

“黑衣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游行的队伍来到了路南边的汽车店。这家以卖日系车为主的汽车店早已闻讯关门，然而几个小伙子还是“齐心协力”撬开了卷闸门。

 

韩宠光：一排小伙子喊着口号，哐哐跺，下边变形了之后，手能塞的时候，一二三就往外扯，愣是把这个门给拉扯了，跟撕纸一样。

 

另一边，一伙人正在殴打店主。那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白白净净的脸庞，高个子，还领着一个女孩。他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对着自己的同胞磕头求饶。鲜血糊满了脸，早已分不清是被打的，还是自己磕破的。

 

遇见李建利夫妻时，接近下午四点。韩宠光用手机拍下了当时混乱的画面，他清楚地知道，凶手很可能就出现在他正在拍摄的某个镜头之中。后来，他提供的视频资料，果然为警方抓获主犯蔡洋提供了帮助。

 

从西门走到玉祥门、莲湖路、北大街、北门外，然后从北门外又折回去，回到钟楼。这一路，韩宠光跟着游行的队伍，不断地劝阻着砸车者，“我们别欺负女人”，“算了吧，都是中国人”。他知道他无法制止，只能尽量减少破坏。

 

直到傍晚天降大雨，游行的人潮才逐渐散去。韩宠光告诉我们，那天除了很多车辆商店被砸，还有很多店铺被人乘乱洗劫。这场打着“爱国”旗号的游行，彻彻底底地变质了。

 

四年后，韩宠光还记得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那天早些时候，他们在西门偶遇。“他问我，叔叔，叔叔，他们为什么要砸车，为什么要打人呢？”韩宠光一遍遍地向我们重复这个场景。这个曾经热血的“爱国者”，将永远受困于这样一句稚气的提问。

 

那天之后，韩宠光将他的游行申请撤消了。

记录者

她是因为那一天，而毫不犹豫地再次走上新闻第一线的。

 

“915”当天，网上的诸多消息让江雪按捺不住心情，第二天，她走访了现场。市区已经进入戒严状态，各个城门有武警把守，有些地方则是一片狼藉，“整个城市，如临大敌”。

 

接下来的四五天时间，江雪开始采访亲历者。其中，“一个伤心的妈妈”张辉（化名）让她印象深刻。

 

那天，这位年轻的母亲开着日系车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里采树叶做书签，寻常生活的美好，最终演变成他们内心永恒的伤痛，孩子们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如今的恢复情况不明。江雪去采访的当天，母亲的膝盖上还有淤青——她跪着哀求砸车的人群，说车上还有孩子，但车还是被砸了。

砸车者拦下张辉（化名）的车

“爱国可能成为流氓的庇护所、遮羞布”，江雪说。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流氓”在做这些事情？

 

“915”一年后，造成李建利重伤的主犯蔡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那时他才21岁。蔡洋是河南南阳人，2009年来到西安做泥瓦工，工作之余的最大爱好就是网络游戏。2012年9月15日当天，他提早下工，花35块钱买了面大国旗，神气地汇入人流。

 

在西安的三年中，蔡洋没有攒下任何积蓄，但他献过五次血，还把献血后的慰问品送给工友。据工友说，蔡洋平日看不出任何激进和暴力倾向，受了委屈，也选择忍耐。但当他跳起来把手中的钢制U型锁砸向李建利的那一刻，却使足了全力。

重伤李建利的肇事者蔡洋（汽车后座者）

“本质上来说，那天遭受伤害的每一位无辜者，都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受过”，江雪在她的文章《“九一五”：西安之痛》中这样写道。被问起那一天对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江雪回答她不会考虑买日系车了。但是，这个选择不是因为“反日”或“爱国”，而是出于对“同胞”深深的恐惧。

 

江雪后来告诉我们，“915”后的一个月，西安开了第一家日系服装品牌优衣库连锁店。那天全场爆满，人们疯狂抢购的劲头，丝毫不逊色打砸抢的那一天。

钟声

2016年10月19日，915事件四年后的西安。

 

李建利还住在四年前的那间45号病房里。直到今年8月，王菊玲才领到了52万元社会救济，今后漫长的康复治疗怎么继续，还根本毫无着落。李建利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学习欲，但已彻底失去了右半边身体的活动力，曾经热爱旅行的王菊玲，四年来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西安近郊。领到救济款那天，儿子开着四年前被砸的那辆车，载着他们出门散了散心。

李建利的住院费用一日清单

韩宠光已经在另一座城市开始了新的创业。来见我们那天，他的私家车后座上放着两本书，一本关于网络金融，一本关于莫奈的艺术。他说他最爱做的事情还是看书，什么书都看。不知道在哪本书里，有他心中困惑的答案。

 

江雪从原先供职的报社离职两年了，当年报社拒绝发表她关于“915”的报道，她在四年后又发布在了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阅读量破了十万。做独立媒体人给了她更多的自由和不确定性，她说自己始终有股莫名却执着的“正义感”，那是她大学学法律时就已经埋下的。

 

在西安的最后一天，我们跟着韩宠光和江雪前往医院探望李建利。四年来已经基本失去联系的三方，再次相见了。江雪细致地询问起他们生活的现状，李建利两口子突然泣不成声。

 

医院正南方六七百米，有一座报时的钟楼，每到整点，《东方红》的乐声就会渗透到方圆几公里的每个角落，当然，也包括李建利的45号病房。那里的墙面上常年贴着“意识不清/清醒期卧床患者的康复锻炼计划”，窗台上放着三盆小型绿植，王菊玲说这算是偷偷养的，因为医院不允许。

 

告别了李建利，我们往钟楼走。西安——它依旧是最受外国人喜爱的排名第二的中国城市，也是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古文明的象征”。我们站在它的街道上，抬头看着时钟指向整点，沉默地等待摄影机和记忆将这一切收录进去。

 

慎说sk：究竟是谁在纵容庇护蔡莉？

原创 慎说sk 原载 集百家 2020-05-09

有报道称，武汉疫情发生以来，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湖北处理问责了3000余名大小官吏！这个数字，是过往之前全年的30倍！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让整个湖北官场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都暴露在舆论和公众审视的显微镜下。可是在这被问责的官吏中，偏偏少了令舆论和公众最不耻的官吏—-武汉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特别是书记蔡莉。

方方日记中，一直都在呼吁追责问责，这是方方日记最招忌恨的原因，也是各路人马撕咬围攻她的核心所在。作为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有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要知道，问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方方针对武汉中心医院所写的《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院长开始》一文，可谓振聋发聩，令人击节。

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现在，武汉中心医院的书记蔡莉依然安然无恙，是谁在纵容她？是谁在庇护她？这是值得舆论和公众深思和拷问的。武汉中心医院是武汉新冠肺炎的重灾区，中国新闻周刊早就报道，武汉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就有230多人感染确诊，而且这还不是最终的数据。

随着这家医院披露的真相越来越多，舆论和公众都聚焦在书记蔡莉身上，按行政级别来说，蔡莉书记最高只是个副厅级，常规而言就是个处级干部，这个级别在中国多如牛毛，如果武汉没有遭遇瘟疫重创，谁也不会在意这么一个芝麻小官，而现在她必须面对舆论和公众的审视，这个书记的所作所为很有代表性，把这个小小的书记架在火炉上，也是舆论和公众乃至官方都能接受的现实。

连正能量的《环球时报》也曾发表一篇长文，题目就叫《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这篇报道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线医生对《环球时报》特派记者的对话，报道篇幅很长，对一线医生的访谈传递的信息量非常之多。透过这些信息，我们看到了这家医院的管理体制极为混乱，书记蔡莉的所作所为，令人极为愤怒。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陆奕说，刚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要求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慎重上报”，但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就变成“尽量不报”。紧接着院方接连发布通知，要求医生不允许私下谈论疫情，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人传人”的事实，当一线医生发现疫情严重，建议开展内部警示时，院方没有任何回应。

12月30日，医院明明已经确诊了患者，院方坚持说是谣言，还要求医生对外公开辟谣，更不允许非传染科医生戴口罩上班。武汉市中心医院赵辰医生称，不允许医生戴口罩的规定引发院内很多医生强烈不满，很多医生只好自己掏钱买了口罩，发现医生自己掏钱买口罩，院方专门开会对医生提出警告。院方明知有眼疾病人被感染，还要求医生住进眼科病房，而且不提供任何防护装备。

“1月初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刚刚被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原计划是要被医院开除，我们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

禁言之后的武汉中心医院，防护不可谓不脆弱，救治不可谓不乱套。病人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之间，只隔了一块宣传板，没有从顶部隔开。因为防护不力，连后台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出现了感染。当与病毒交锋进入白热化状态时，院方并未警示全院职工，反而批评戴上口罩的江学庆医生，斥责他“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1月10日，没有面屏、护目镜，武汉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用塑料袋作为代替。在病毒面前，因为物资奇缺，医生们纷纷用雨衣、垃圾袋改装为防护服，鼓起敢死队般的勇气上阵，近乎“裸=奔”上场。一位医生对记者说：“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儿八经上前线抗击病毒，就莫名其妙地倒下了。”

2月11日，来自一位医生的一封信，透露该院弹尽粮绝之惨状：“看着身边的同事与好战友一个一个倒在病魔面前，他们脆弱得如同小孩，一次一次流泪，可是擦干眼泪他们却要毫无保留的拖着疲惫的身躯把自己挡在最前线，抵挡着这无情的病魔。可今天已经有同事没有打仗的武器，穿上了透明的，滤网装防护服，医护倒下了，又何来医护去抵抗病魔啊。我们害怕了，太无助了……”

更诡异的是，在疫情爆发时期，院方拒绝接收外部援助物资。医生受感染殉职之后，院方迟迟不给家属签字盖章，阻挠殉职医生家属领取救助金和抚恤金。按照院方的说法是怕传出去被外界知道中心医院感染的医护人员太多，影响医院的声誉。也就是说，在武汉中心医院蔡莉眼里，医生的生命，甚至远远不如所谓的“声誉”更重要。

《环球时报》这篇报道，通篇都是“院方”“院方”，而代表“院方”的，只有书记蔡莉！一个从未坐诊也从未当过医生的蔡莉在这个位置上，所看重的不是医生和病人，而是所谓的“声誉”，蔡莉在训斥李文亮、艾芬时说：“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发展的元凶！”听听多么吓人的帽子，多么霸道的语气。

蔡莉经常在会上说：医院要把政治放在首位，而不是把诊治放在首位。医院治不治病，在蔡莉看来并不重要，不管是什么病，政治说治好了就治好了，似乎政治包治百病。把政治放在首位，医院所有职工的微信都被监控，只要在微信上发出院方不允许的信息，就会被警告甚至约谈。在朱和平、李文亮等医生去世后，蔡莉严令武汉中心医院医生，不许发朋友圈，不许在微信群传播消息。如此冷血的书记或许远不止一个蔡莉。

武汉中心医院折兵损将，与蔡莉的行为关系很大，当外行领导内行，医院管理必然混乱无序，隐患灾难躲都躲不过去。多位医生在受访时表达了对书记和院长的强烈不满。“他们一个原来是搞教学的，一个是卫生部门官员。”一些医生则提及，“有官威”“什么都不准说（新冠病毒），哪个说就追责”“医生提建议，也不许提，更不重视，搞得医院上下医护人员愤愤不平。”

正是蔡莉的失责和高压，导致武汉中心医院200多名医护感染，多名优秀医生离世。在良心媒体的报道下，因为发哨子的人艾芬“老子就要到处说”，人们才知道，中心医院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如此之高，与蔡莉有很大的关系，她的尽量不报、不给送检，不许戴口罩，在凶猛的病毒面前，全院医护人员只能以命相搏，以死明志。

如今吹哨人已死，发哨人沉寂，在舆论和公众的追讨声中，“洗澡怕冷”的蔡莉书记、高举胜利手势的彭义香院长，依然毫发无损。更诡异的是，如此汹涌的民意之下，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出来表态问责，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启动对武汉中心医院领导班子的调查。究竟是谁在纵容蔡莉？究竟是谁在庇护蔡莉？值得舆论和公众深思和拷问。

王若水：最大的祸害是“左”

最大的祸害是“左”

   ——建国五十周年感言

　　        　　　一

这五十年，最大的祸害是“左”。

五十年走了一个大弯路。前二十五年在毛泽东领导下，越来越“左”，直闹得国无宁日，天怒人怨。后二十五年开始拨乱反正，成就斐然，但时有“左”的干扰，以至摇摇摆摆，摸着石头而不敢过河，问题仍很多。

邓小平多次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８年，我们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不对。“左”的错误不是从反右派运动开始的；从１９５３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出现了。到１９５６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举国欢庆，实际大错已铸成。这个错误，是毛泽东本人警告过的。他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当然不承认自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在１９５７年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断言：“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列举的事实，就是建国以来钢铁生产的发展和汽车飞机等制造业的建立。可是这些成就大都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毛泽东却全算到社会主义的账上去了。那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才一年多，这样短短时间，在历史上是不足以证明一种制度的优胜的。以后的实践发展，证明毛泽东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只是在中国人民吃尽了“左”的苦头，包括“文革”这样的浩劫以后，邓小平才不得不改弦更张，决心搞改革开放。但他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也给了“左”派一个武器，让他们用来反对改革开放。“左”派攻击邓小平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提出要问“姓社姓资”；他们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那种实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最后是失败的。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苏联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回答了“左”派的责难，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标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想这是他的“猫论”的发展。美中不足的是，前两条标准中都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里说的是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如果标准中就有“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又有什么标准呢？另外，邓小平的意思是能有这三条好处的就姓“社”不姓“资”，这又有些不实事求是了。难道资本主义一条好处都没有？不然，为何要搞经济特区，把资本主义请进来？为何要主张“一国两制”？

能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这是好猫的标准。那么什么是老鼠？我的看法，老鼠有两只，一只叫“贫穷”，一只叫“落后”，它们都是阻碍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毛时代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老鼠，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资本主义当然有它的弊端，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贫穷与落后，所以也是一只猫。两只猫比一只好。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说法是否还可以推广？比如，可不可以说，国有经济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也不是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私营经济。还有，是不是资本主义才有“自由化”，社会主义就不行？

老百姓并不在乎名称，在乎实际。他们希望日子好过一些，贪污腐败和横行霸道的事情少一些，老百姓有讲话的地方。至于姓社姓资，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这样的问题，就让政治家和学者去争论吧，只是要务实而不要象“左”派那样务虚名而得实祸。这就是他们从这五十年的历史得到的十分朴素的教训。

二

邓小平讲话后，改革开放重新启动，中国的面貌大变，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腐败也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和发展。“左”派把这归咎于开放和资本主义的腐蚀，其实主要原因在于权力不受制约，得以进入市场，这正需要靠政治改革来解决。

由于官方对媒体的控制，中国老百姓并不清楚“六四”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只觉得年复一年地讨论“最惠国待遇”，年复一年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纪录是存心跟中国过不去。民族主义情绪产生了。通过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江克的互访，冷却了的中美关系好不容易恢复正常。然而，从今年五月起，形势陡变，“左”的势力又占了上风。本来，使馆被炸，愤怒抗议，要求道歉和赔偿，都是理所应当的，问题是反应过度。媒体上是一片仇外的煽情，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文革”时期的语言又出来了。不错，美国有反华势力，但中国也有反美势力，两者在互相帮助，破坏两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努力。

接着就是法轮功。我当然不相信法轮功那一套歪理，但是搞得如此声势浩大，却令人害怕。过去搞政治运动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出来了。这件事还没有完，两岸紧张局势又起，媒体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什么出格的话都有。

北京现在是一片迎接五十大庆的繁忙气氛，我的心情却是沉重的：中国，你还要带着“左”的遗产进入下一个世纪吗？

１９９９年９月

（注：此文曾在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号上发表。因字数限制，由作者自行作了删节。这里恢复了原貌。）

孙正荃：要理性不要狂热

近日，有个西方人称中国进入了“群氓时代”，爱国的中国人愤恨不已，群起而攻，恨不得“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后来了解，其实这个老外没有多少主观恶意，他只是讲出了他的一种“感觉”，而并非是对十几亿中国人的敌意侮辱，恰如好多年前有人说我们是“丑陋的中国人”差不多，那时也曾让许多爱国者义愤填膺。咱们平心静气地想想，当几乎所有的人成为专制独裁的工具，群体的暴力以一种神圣的名义肆行域中的时候，哪个生命个体可以骄傲地宣称：我没有受伤，或者，我没有沾血。我们整个民族确实曾经堕入恶行的黑暗，那时，希求独立的思想和坚守人的尊严恰如崇尚乌托邦一样遥不可及。这段历史不应该忘记。要知道，专制与强权是没有文明可言的，它不准个体特立独行，连任何逆向思维也被生生的排斥和取缔，于是整个民族只有一个声音，它淹没了一切生机，也扭曲了精神的独立和心灵的真实。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群体按照一个意志潮流般地向同一个方向涌动时，专制与独裁也就在这貌似万众一心的狂热之中得以一步步强化，这时，几乎所有的个体实质上已经没有了自己真切的生命，他们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不管是同意的还是不同意的，理解的还是不理解的（那位曾经做过“副统帅”的“亲密战友”不是说过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彻底抛弃和放弃个人的自由和意志，大家在欢呼声中前推后涌，不知道也无须知道自己往何处去，明天是什么样！当这种状况席卷整个社会时，任何个人都已经无法保持个人在思想和精神上的独立，也再谈不上什么人的权利、尊严和价值，如果真有一个个体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比如1955年反胡风时，吕荧在批判会上说“胡风不是反革命”，那他就得同时准备：被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与“群氓”还有多少本质的不同呢？ 记得有个人这样说过：“群众的意志与法西斯主义的汇总，所产生的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不仅毁掉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且也毁掉了善良人性的美丽图景。”当年的希特勒、斯大林不都是从要求无条件服从开始，把善良的百姓改造成为暴民的吗？我们不少上了年纪的人也曾经经历过那个恐怖的年代，至今恐怕也无法逃脱心灵的拷问。 不要被疯狂烧毁了人的理性，不是说好话坏话都要听吗，何况自己认为的“坏话”未必真是坏话，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听到有人“说三道四”就要群体性地“抗议”，就要连人家生产的东西也“抵制”，这表明自己还不那么成熟还不那么强大更不那么健康。归根到底是我们应该在现代文明的道路上走得更快一点，离专制和强权更远一点，当我们强化的不再是民族主义，甚至不再是“国家”这个概念（比如在体育比赛中拿了金牌就说是什么什么的“胜利”之类），更不是强化以暴力与谎言为特征的专制统治，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更好地消弭有意的对立和无意的误解，就可以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五柳村2008年8月3日收到 2008/08/07 05:17pm在海外发表

二大爷：像鸽的鹰派，像鹰的鸽派

我觉得让很多青年最受打击的事情，可能不是辽宁号航母拖着如同烧煤烧出来的滚滚浓烟销魂漂过，也不是国产大飞机因为要用美帝引擎而千呼万唤不出来，而是中国最著名的”鹰派”领袖之一，也是好几代亢奋青年的精神偶像，乔良，最近突然毫无预警180度大转弯，对切齿痛恨的邪恶美帝低头认怂。

军旅作家乔良官衔至少将，曾经写过一本叫做《超限战》的鹰派圣经，叫嚣要用一切非战争的、包括恐怖主义和国际法之外的手段与美国斗争。如果通俗解释一下乔良”超限战”的含义，就是无底线的流氓战法大全吧。他和著名的”军中战狼”戴旭写书都喜欢用同一种套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开头、我们在打一盘大麻将居中，中国必胜结尾。

结果乔良近日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访问时突然变脸，在敏感的台海问题上，公开承认中国还没有跟美国叫板的实力，而且”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中国的最终目标并非两岸统一”，”在不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亊也是错误的”。总之就是一句话，不能对台动武，否则必败。

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哪里有点鹰派的样子。差不多是跟台湾加油打气了。这让那些跟着买了一本又一本他的强国宝典，听了他一节又一节鸡血讲座的青年如何是好。说好一起去嫖娼，半路你却从了良。在局座张绍忠陡然转向，从仇美变成亲美之后，央视军事评论员们看来接二连三都跑偏了。

对于国内著名的鹰派突然转向的动机，可能有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

第一点是，爱国是一门生意，鹰派其实也是一门生意。在扶清灭洋的社会氛围中，不要说有矮化自我的认知，就算是一碗水端平的平和论点，也是不讨喜的。底层的乌合之众需要鸡血，越离谱越亢奋。他们要的不是事实，而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幻梦；

第二点是，做生意的人，是知道自己的底牌的。自己卖出去的是真疫苗、真解药，还是板蓝根、双黄连，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当病入膏肓的人们真的要用板蓝根和双黄连救命的时候，他知道负不起这个责，或者承担不起大家一起吃药导致的后果。

我觉得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样的苗头，让善于收割韭菜智商的聪明人嗅到了气息，以至于不惜毁掉自己十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鹰派形象，而说出自己一万个不情愿倒出的实情？

这里我还想讲一个和乔良们相反的，像鹰的鸽派的故事。

硫磺岛战役是二战中太平洋战场最著名的绞肉机之战。日本以两万多人阵亡的惨烈代价，丧失了本土南面的海上门户。此战日军的指挥官叫做栗林忠道。

栗林忠道少年时成绩好文笔也好，所以立志想当个记者，但没能如愿。在铁血的日军指挥官中，他是个异类。比如在生死存亡的战斗中，他也不忘记给自己的儿子写画满手绘插图的信，跟自己的女儿、妻子诉说相思之苦。

栗林忠道二战前担任驻外使馆的武官，呆过加拿大和美国。特别是在美国期间，他不仅自己游历了全美，而且还专门去哈佛大学进修过。正是因为对于美国的实力有深刻的认知，所以他在战争狂扎堆的日本军队中算个鸽派，强烈反对与美为敌。

不仅如此，栗林忠道对日军中盛行的”玉碎战”（全军阵亡）和”万岁冲锋”（自杀性冲锋）也是强烈反对。他认为理性作战、保全士兵比什么都重要。

就这么一个反对与美为敌、反对无谓牺牲的将军，最后却不得不与美军绝命相搏。他在硫磺岛被团团围困，丧失海、空支援的情况下，硬是凭借挖地堡、打游击，把美军原定5天的战役拖了36天。美军阵亡6800多人，伤2.1万，是太平洋战场美军最惨烈的牺牲。

而他在最后仅剩350名士兵的情况下，自己带头，烧毁军旗，扔掉将军军衔和身份标识，发起了自己一直反对的”万岁冲锋”，最终战死。连美军战后都对这位无法辨认尸体的对手有极高的敬意和评价。

栗林忠道作为当时日本人中少见的鸽派，最终各个方面都展现得像一只真正的鹰。而那些口炮中被人以为是鹰派的，如同乔良一样，却更像一群混在广场上等待游人投食的肉鸽。

可笑的仅仅是，中国人以为那是鹰。

2020/5/8

——作者脸书

張貼者： NCN 位於 5/08/2020 11:09: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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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乔良：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

作者：乔良 来源：中美印象

中国的复兴虽未必会被此一战打断，但肯定会让我们接下去的路步履维艰。这可不是说一句“大不了现代化晚实现几年”那么简单。台湾问题并非我复兴大业的全部内容，甚至连主要内容都谈不上。因为复兴大业的主要内涵是十四亿人的幸福生活，收回台湾就可以满足这一大目标？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实现民族复兴更大的事业！一切都必须给这一大业让路，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

【中美印象编者按：昨天，《中美印象》转发了乔良将军发表在《紫荆》2020年第5期的访谈《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之后，有一位读者提出商榷（附在乔良将军访谈之后》。今天乔良将军对这一商榷做了回复。乔良将军对如何、怎样与何时解决台海问题的论述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对这一重大问题最为精彩和精辟的分析与解读。我们欢迎读者继续参与对这一重大命题的讨论。来稿请寄uscnpm2019@gmail.com。】
随着特朗普批准《台北法案》，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又给中国拧紧了一道镙扣，使台湾下一步的走向，再次成了国人热议的话题，这种热议做为民意，不可能不影响到决策。但任何一项决策，都不是只根据舆情做出的，而是必须先考虑约束条件。决策者的决心或信心，取决于对如何打破约束条件的考虑，而不仅仅是迎合民意。从网络舆论看，不少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习惯或喜欢笼而统之甚至大而华之看问题、谈问题。如对美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一些人上来就是“打的一拳开，挡的百拳来”，”不打则已，打就打疼”。但怎么打，用什么打，打的结果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触及。对台湾问题也如是，张口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眼下不统，更待何时”？但你问他今夕何夕？如何深入虎穴得虎子？就语焉不详了。这种不考虑自身或外部约束条件，只凭决心或信心（更多的是头脑发热）就拍脑袋做决策的主张，名曰爱国，实为害国。

什么是对决策的约束条件？让我们以台湾问题为例来探讨一下：

其一，做为中国军人，我想让世界知道，经过20多年厉兵秣马，我们已做好了随时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这一点，请世界包括美国不必怀疑。但为什么还不动手？因为要计算成本和收益，所以要选择时机。不可否认，大疫之下，美国手忙脚乱，军力收缩，的确貌似出现了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短暂窗口期，但除非此后的疫情发展使美国就此倒地不起，否则，仅仅抓住一个战术窗口，还不足以解决我们日后将面临的战略困境。所以，如何判断时机，选择时机，就必须通观全局。

首先是要弄清楚，中国当下处于什么时刻，什么阶段？一句话：千年复兴，机遇难得，将强未强，将成未成之际。虽已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且是唯一全要素生产国，但同时又是自身资源不足以支撑制造业需求，自身市场亦不能完全消化制造业产品的国家。这时，外部的约束条件，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国的兴起。何况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都还处在美元体系之下，虽然中国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高达三万多亿外储，但如果你注意到了今年大疫爆发，美国为摆脱困境，一次就超发美元6万亿，就不难明白，我们与美国的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当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还未摆脱美元约束的情况下，或全球经济与金融还处在美元体系中时，中国的任何决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都不能不考虑这一首要外部约束。这并非怕不怕美国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它对我的每一决策的伤害方式和伤害程度的问题，只有掂量清楚这两点，才会懂得如何趋利避害，或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确保中国自身利益最大化。

其次，既然眼下是中国千年复兴，将成未成之际，收复台湾，是否是当务之急？如眼下不收台湾，中国复兴就无法继续，甚至前功尽弃，那当然就只能果断出手，毕全功于一役，志在必得。但如眼下收台，可能欲速不达，反被其累呢？是否还要横下心来，不计得失，非收不可？因为从岛内情势看，文统无望，只能武统，但台湾问题并非陆台两家的内部事务，美国明摆着要插手其间且也有此实力。虽然我们判断美基本不会直接武力干预我攻台，但间接干预呢，不是有可能，也不是很大可能，而是肯定会。按美军设想，一旦发生台海之战，美军应不是直接对华开战，而是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中国，特别是用其海空优势，掐断中国海上生命线，使中国制造业所需资源无法输入，所产商品无法输出，同时通过纽约伦敦两大金融中心，掐断中国的资本链，必须看到，眼下虽遭大疫，加上金融危机在即，美国实力大减，但倾其全力走出上述步骤，还是做的到的。

逻辑推演到这一步，收台与复兴的轻与重，就不难掂量出来了。中国的复兴虽未必会被此一战打断，但肯定会让我们接下去的路步履维艰。这可不是说一句“大不了现代化晚实现几年”那么简单。台湾问题并非我复兴大业的全部内容，甚至连主要内容都谈不上。因为复兴大业的主要内涵是十四亿人的幸福生活，收回台湾就可以满足这一大目标？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实现民族复兴更大的事业！一切都必须给这一大业让路，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

我不止一次说过，台湾问题，不管我们怎么强调它属于中国内政，但本质上仍是中美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深度介入，“台独”就是个伪命题。但有了美国的背后撑腰，”台独”就成了威胁中国主权完整的真问题。因此，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台独势力，而在于要先解决中美实力对比。也就是说，在中美掰手腕未分胜负之前，台湾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硬着头皮解决，也只能做成一锅夹生饭，让台湾成为我们背上的沉重包袱。因为台海一旦开战，资金全部撤空，企业全都关门，人员全都失业的孤岛，将让我们注多少资金去重振其经济，投多少人力去管理其社会？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这代价和成本难道不拖累甚至不拖垮复兴大业？在复兴之路上，中国是尽量轻装前进好，还是在外有美西压力，内有台湾重负下前进好？而一旦完成复兴大业，回头解决台湾问题不是更易如反掌么？那些一味主张现在就动手的人，真的连这笔账也算不过来？
其三，有人会问，你说机会不对，在不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亊也是错误的，那么，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才是正确的？我前面说了：在中美角力分出高下之时。有人等不及，说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我说，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但决不是干等，干等永远等不来这一天。

那么，要怎么等？要用美国担心什么你就干什么的方式等，如：要毫不犹豫地继续扩大中国的全要素制造业优势；要坚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抵销美元大量注水对中国财富的稀释和洗劫；要以支持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产业为抓手，把中国优先打造成数字化社会；要通过军工产业的长尾链效应，既拉动中国经济，又加快军力提升；要找到最捷径最有效的境外资源获取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的资源瓶颈一一还有很多，不一一穷举，一言蔽之，就是要不断提高和增强中国掰手腕的力度，也最大程度上压缩外部约束中国崛起的因素，让见高下的那一天提早到来，那时，没有了（或大大降低）美国因素，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试看谁敢做绊脚石！？

以上问题，都不是仅仅靠做好单一军事斗争准备就可以迎刃而解的，需要起码做好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准备，才可高悬战旗。对此，显然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看得很清楚，而我们中有些人则未必清楚。每逢台海风吹草动，必义愤群起，與论汹汹，造成决策压力，完全不知这正中美国人下怀。因为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效果，也是美国人想让台湾问题成为问题的原因。有了这个抓手，美国政府就可以一次次设计各种涉台话题，给我们挖坑，而我们也不假思索，一次次往里跳。这结果对谁有利，还用说吗？

那我们怎么办？继续让美国挖坑我们来跳？不，现在是结束这种游戏的时候了。中国只需要用一次实际行动（什么行动，可以让美国及台湾当局去猜），向台湾民众也向世界做一次郑重宣示：台湾在中国的”大炮”射程之内，这就是最后的真理，台独之心必须死掉。这就够了，其他废话少说。剩下要解决的，就是中国与美国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学会把美国给我们制造的台湾话题，用同样制造话题的方式怼回去，而不再随美国人给定的节奏起舞（怎么做到，还是留给美国去猜想）。这样，我们才能从美国人强加给中国的解决台湾问题的约束条件下摆脱出来。

本来，单单解决台湾问题并不难，难的就是如何解决那些约束条件。如果我们的思路，能从这些”约束条件“的约束下跳出来，即使这些约束条件还在，但我们却不再被其约束，形势就会发生有利于我方的转变，主动权就会王車易位，逐渐转向中国一边。这种思路，才应是我们决策的依据和出发点。在这一攸关国运的严肃课题面前，一切只凭热情或热血就下断言的说辞，都是轻率甚至轻浮的。中国的答卷上，只能有冷峻的，清醒的，不容置疑的实力，没有其他。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04日

——中美印象

張貼者： 吴一舟 位於 5/08/2020 10:57:00 上午

苏晓康：绝对不碰“六四”

【按：”六四”又快到了。去年是三十周年，全球发怒过一次，但是难撼北京金城汤池，BBC去年的节目欲解其妙，说”遗忘术”乃中共法宝，点中要害，但是”六四”成为中国的巨难，另有许多原因，有人分析过吗？贴一篇我的分析，它是中共”控制政治发育”的重中之重。】

要说政治发育控制，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条。

年年岁岁说六四，岁岁年年语相似。中国人长期的一个疑惑是，中共为何不借”平反六四”找回合法性？中共这个党，极富”平反纠错”的历史经历，党史上早期就给大量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人平反；四九后最大的平反事件，即五七右派和文革，邓小平甚至就是靠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而找回执政合法性，开创了生气勃勃的八十年代。

然而，六四是中共历史上唯一没有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也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原因有三：

1、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

2、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

3、党内缺乏共识，无法给那件事定性。

具体一分析，那就非常复杂了。

第一、过去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赢家可以否定前任所做的一切，比如李立三否定陈独秀、瞿秋白又否定李立三、王明从苏联回来又否定李和瞿、毛泽东延安整风又否定王明，毛从此立于”红太阳”地位，只有他整人，没人再整得过他，直到文革他死掉。邓小平部分否定毛，才能改革开放，一路走到”六四”屠杀；

第二、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小平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把那件事办了，可能是最相宜的。当然他必须承担”屠杀”的责任，也必须惩办李鹏、陈希同等”谎报军情”的责任，替他分担罪责，那时候这么做，就像否定文革一样，中共只有暂时名誉损失，不伤元气。邓死后，任何人碰”六四”，只能打倒邓，把他钉上历史耻辱柱，党内有谁肯做？毋宁大家心里都认为，就让邓去背这个黑锅吧。

第三、这三十年腐败横行，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给六四平反，很快就会出现两个机构：反贪局和中国廉政公署，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审查，其传票也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该进监狱的、该判死刑的，一个也跑不了。

这些年，又出了一个”和解”说，所谓”握手言欢”也，可是谁跟谁和解呢？中共想跟咱和解吗？”和解”之谓，不说有乞求之嫌，至少也是”自作多情”，仿佛中共已作困兽犹斗，你若不”和解”它，它便要玉石俱焚似的，又似乎当年被镇压的一方，死乞白赖不肯给它一个台阶，它好下来，保全颜面，哪有那么回事嘛！

“南非模式”也罢，”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也罢，都是好东西，可咱就是使不上，所谓”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南非模式”的操办人是图图大主教，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衬垫在那里托着，才有”赎罪””宽恕”这些超越性价值的介入；又如圣雄甘地的印度法宝，那背后也是佛教的价值支撑，诸如不杀生、来世等等。对债孽深重的中共来说，这些绝对都是好东西，可它就是不肯让人家发展，灭杀还来不及呢。设若这个十年里它放手让家庭教会（据称已近上亿信徒）发展，或者江泽民当初不去围剿”法轮功”（也算佛教的一支吧？），那么当下中国便早已有了”和解”的土壤。

缺了宗教这一环，便只剩下法理的解套。六四这场危机，在法理上只有镇压者和被镇压者，双方的角色和位置，既不能互换，也不能均摊（各打五十大板），说到底，对”和平请愿”施以暴力的责任，一丝一毫都无法归咎于请愿者的”不妥协”，而只能由掌握暴力的执政者来承担；也唯有因循法理的裁决，才能实现”公正”，消弭六四积累的全部怨恨。

假如把以上两个不同的环节一锅煮了，就会出现今天的一个思路，也是不少人一直在鼓吹的一个观点：双方都有错，激化是两边的”坏人”挑拨的，这为官方将来的”方案”提供了一个解套的思路，最后给邓小平一个”听信挑拨”的轻微定论，李鹏是肯定要成”替罪羊”的，他自己都很清楚；只要为邓解了套，赵紫阳也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也能获得赔偿，然后江胡两届自然顺理成章。

如今鼓吹”大和解”的人，就是在一锅煮，用心是好的，可你煮得成吗？还不要去说，这法理的一环，当局也没兴趣，因为六四引起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已被它的”经济起飞”所化解，它可以不理睬这个”公正”问题，而扔给民间和受害者去咀嚼，谅你们也闹不到哪里去。这二十年的事功，叫当局的功利心大振，于是离那非现世的宗教越发远去了，想拽都拽不回来的。

从技术性的角度来说，”六四”乃是一个所谓 point of no return，无返还的终点，一旦越过，便成为新一段历史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的麻烦早已不那么单纯了。当局因六四杀人而将中国拨向”激进走资”一途，以至公平倾斜、社会分裂，三十年下来，整个民族伤痕累累，怨怒深重，岂是解套一个”六四”就能挽救的？在这个纵深的意义上，邓小平正是祸首，即使”六四”这笔帐能饶他，后来的帐又叫谁去担？所以积重难返、环环相套，中共只能不碰它。

摘自『鬼推磨』

六四30周年：中国还在展现强大“忘却“能力

——作者脸书

張貼者： NCN 位於 5/09/2020 12:12:00 下午

林奇：一个人的独立宣言

好好学习的 蹊径 2016-01-07

我不怎么庄严但却是认真地宣布，从今天起，做一个独立的人。

我觉得，就如国家和民族，一个人也该有一个人的独立。

独立就是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别人的意愿活着。独立就是首先作为自己而存在，其次才是谁的亲戚，谁的朋友，哪个单位职工，哪个组织成员，哪个国家国民……

从今天起，不参加各种应酬式聚餐。

想喝酒，没人劝也喝；不想喝，劝也不喝。

拒绝任何以亲情友情绑架的无原则投票。

不随大流，电影结束时就剩我一个也要把字幕看完。

不把“大家都这样”，当成做一件事的理由；不因“都不容易”而妥协；不因“来都来了”而屈从。

从今天起，不再等开会迟到的领导。

超过预定时间5分钟，转身就走。5分钟之内来了，不说抱歉，也走。

无论哪级领导讲话，如果观点我不认可，不管你尾音拉多长，挑多高，或用“努力奋斗”等词结尾，明示加暗示，我都不会鼓掌。

要是不幸坐在第一排，或与领导熟识，实在碍于情面，那就只做鼓掌的姿势但坚决不出声。

不再参演各种吹吹捧捧、歌功颂德的座谈会。虽然以往角色把握准确，台词也熟。

不学树起来的典型。向谁学习出于自我需要，而不是别人需要。

不参加号召的捐款。不希望个人的慈善行为，成了某单位某组织积极相应上级号召的态度。

对说出的每句话负责。不再随便说，有空请你吃饭。

对集体组织的各类承诺、宣誓、表决心，如果自知做不到，就去卫生间躲躲。

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里的中国人民，不包括我。

某些外国独裁者死了，“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里的中国人民，也不包括我。

如果我没什么不适的感觉，说某某事“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里的中国人民，不包括我。

如果我没真正参与过选举，也没其他形式授权，有人讲话说“我代表”的时候，他代表的人里，不包括我。

说“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什么什么，如果事先没人问过我的态度，即便真的拥护，这里的干部群众也不包括我。

从今天起，按常识生活，鹿就是鹿，马就是马。不相信德能防腐，不认为权能自律。不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不认为没有国就没有家。

谁赤身裸体，光着屁股在街上耍，可以缄口不语，但绝不表态说看见了衣服，更不会说衣服漂亮。

选择沉默，不说假话，也是一种力量，是虽弱小但独立的人所能展示的一种力量。

从今天起，要昂首挺胸走在路上……

本来，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就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独立。如果国民、族民仍然依附依从，其独立便毫无价值，因为外辱与内辱并无实质区别。

过去的民族解放，是一个国一个国的独立；曾经的民主革命，是一个省一个省的独立。现在这场进步，则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独立。

每个人都独立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才具有真正意义。

所以我宣布，从今天起，做一个独立的人。

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林奇，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杂文作家，微博签约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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