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寄語港人(2018)

【原标题】88歲余英時寄語港人:盡量的反抗 不能有幻想

余英时寄语港人
历史学家 余英时教授 2018年03月10

權威中國歷史學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余英時,一生做學問,是快樂的?
「不是快樂,他很平靜。」余英時太太陳淑平說。
「因為他做他喜歡的事情。」記者問。
「因為他做他願意做的,能做到自己的基本價值,他守住了,對不對?那作為中國人是很幸運的。」前幾天,余太太跟記者在長途電話說。

能守着自己的價值,是幸運的。

美國一場大風雪後,農曆大寒剛過,一月二十一日余英時先生八十八歲生日前一天,記者與一位攝影師、一位朋友到他普林斯頓郊區家裏拜訪,採攝近四小時。早知道訪問余英時教授不容易,訪問以後的工作更難。一切,都有香港及美國的美好心意在背後支持。風雪日子,如沐春風。

民主不可能在貧瘠之地開花,這是余英時寫過的。他對記者說,香港有自由民主的象徵性,這一個堡壘,一定要堅守。今天,工作仍然是他的生命,他守在普林斯頓大學郊區森林小屋,繼續寫回憶錄,編訂英文學術論文結集。嚴冬有深棕色野鹿走動,等到爛漫山花過後,五月天,披淺褐色短毛,滿身白點的小鹿斑比就會來訪。

「我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進香港,師從錢穆先生,之後就一直關心香港。」余英時在《中國與民主》(122頁)寫。從香港離開的人,還是會記得香港。余英時當時來香港看望父母,成為新亞書院錢穆學生。在香港約五年,余英時父親余協中,經常跟家人一起到石澳及山頂看海、坐茶館。訪問裏,記者問余教授記否足跡細節,他都忘記了,情誼,卻是一生的,在心裏,在腦裏。

「猶記風吹水上鱗」,是余英時在文章裏用來誌記香港記憶的詩句之一。可以想像,他在美國悼念錢穆先生,回憶最後一次台北見老師時,眼淚不住落在紙上的情景。如果錢穆與余英時師生給予香港一個未完故事,那該是學術與思想在自由之地開花傳承的一切可能。治學天涯廣闊,「道假眾緣,復須時熟」,治學知難而不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就是余英時的胸懷及價值。

一九五五年,余英時獲新亞書院院長錢穆保送到哈佛大學當博士研究生。一留六十多年,那是他離開中國大陸到香港、感覺自己是個無國籍(stateless)的人以後,從自由走到更自由的歷程。

「他就是平平常常一個唸書人,真的,然後他很關懷社會,因為現在的社會太不公平了。」跟余英時相守一生的妻子陳淑平,不說丈夫辛勞,也不說丈夫大學問,要的只是與人平和開朗的相處。她從台灣到美國讀書而認識余英時,父親陳雪屏曾任行政院秘書長,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書名,就是陳雪屏題字。按僅有的幾次電話及見面印象,余太太是個思想非常獨立、說話直率幽默開朗的女性,夫婦相濡以沫,天天相對,有時argue(爭拗)多得很。從好玩的角度,這位歷史學人說話這麼妙,想還是有原因的。

余英時看今天的香港,是看一個局。他了解共產黨的控制只有越來越緊,「這個你挺清楚的,你只要抓住基本的情況,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前幾天記者再致電教授,想看他對立法會補選有沒有看法,他說沒看新聞,不置評。對於陳健民等三子及其他佔中者判刑在即,他很明白各人心裏的價值,「照法律做就是,如果坐牢就坐牢,坐牢也不是壞事,像印度的甘地。當然避免坐牢較好,但有人願意付代價,也是沒問題。」

在那次面對面的訪問裏,歷史家用對待學術的真誠,也跟香港作了一次真誠的對話。他不喜歡共產黨是明確的,但他對人有情,從小就看到天性。他批判到位,因為搞得清一個格局,所以,說話對局不對人。政改不重啓了,他認為等於是沒有了。「可以再等5年,再等5年,永遠這樣下去,幾次就到50年了。」

「你對新女特首有什麼看法?」記者問。
「我覺得她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不是沒意見,你看她當選,就是因為她跟着北京走。她執行北京任務,不然北京不會聘用她。對特首沒什麼好期待的,特首她不跟共產黨走,那怎麼做特首?我對特首是根本沒有期待的,從前是梁振英,大家很不喜歡他,是不是?」

六十多年前一段香港自由感覺,對余英時還是很深刻,那是民主與學術必須的環境。除政治以外,他認為香港人還是要堅持生活上的各種自由價值,這是最重要的。「說實話,香港在殖民地時代,自由非常充分,沒有民主,但1950年生活在香港,我就感覺沒有任何控制,我要說甚麼說甚麼,我要做甚麼做甚麼,只要不犯法。所以你們要爭取生活有充分自由,政治上沒辦法,你不能說推翻這個,我要另外來個普選如何如何,那你做不到的。但儘管香港主權在你(中共)手上,我們要有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自由,越多越好,這一點可以做,但你想重新選個政府…(不可能)。」

普選行政長官目前是沒有了,參選立法會的意義,他四年前在電話裏就對記者說過:首先要在立法會拿到24票,取得否決議案的主動權。「人多才起作用,泛民主派在立法會,能佔多數人,或者能佔至少可以否決(議案)的人數,二十幾個,比如說24個、25個我不知道,那就會起作用。」他認為這樣不是向共產黨投降,「有一個立法會可以發揮,可以有說話自由,那我就利用這個東西,他有什麼東西就利用,(中國)叫做廢物利用。」

有說大陸最先想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結果卻在香港實踐了。今天台灣還沒有實行統一,但民主自由法治卻走上軌道。對余英時來說,香港特首好一點、壞一點關係不大,沒相干。香港人只能盡量躲開控制,各種方式都可以試,基本是不讓共產黨如願以償。

「(有些)大陸的人看着香港是一個希望,希望能夠跟外面溝通,能走一條新路,不希望你們變成他們一樣,那是沒問題,香港有自由民主的象徵性。」余英時說。

「所以你覺得香港位置重要是不是?」

「當然重要。等於我們大陸的朋友不希望台灣被共產黨打過去,因為台灣是象徵在中國民族地方也可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從前有一理論,說民主自由在中國不實行的,現在台灣人民是中國人,民主制度、民主自由、法治,都做到了,表示大陸也可以,香港也一樣。香港沒有政治上的自主能力,但思想上、生活上、文化上保持自由,至少不讓他們壓迫,那就是你們成功的地方。」

雅典猶如希臘的學校,香港相對於大陸,本身就是個學術堡壘。余英時說,大陸很多教授很願意到香港各大學去訪問,待一陣子,然後把觀念帶回去,這很重要。

「學術很重要,國內絕對沒有香港的學術堡壘。」余英時說。他看今天的香港,是得力於英國殖民者的自由環境。「我看英國人在香港是有功勞的,說老實話。當時是殖民地,被他割去一塊,是個奇大恥辱,結果讓中國開一個門戶,開一個將西方學術、文化傳進中國的門戶。所以最早像辛亥革命,孫中山就在香港大學唸過書,在香港唸過書。」

「你覺得英國人做得夠不夠?其實50年代也有港督想推行民主發展,因為怕中國反對,沒有推行,你覺得是不是在道德責任上沒有做得很好呢?」

「我想很難再做得更好。他不能說我不管了,你們去民主,你們自己選舉政府。」

「要是他提早一點推行民主的制度。」

「他不可能太早,因為他最早也不願意放棄香港啊。他非到中共一定要香港,97一定要還,九龍一定要一塊還,但那時候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沒那麼多時間佈置。而且佈置也沒用啊,最後交給共產黨,共產黨也照樣方法要控制,這不能怪英國,我覺得英國已經做得很好了。」

「他最好就是甚麼都沒做?」

「他做不了,根本實際上他做不了。你們現在覺得如果當時建立民主制度,普選之類的,那就好了,實際上做不到的。第一主權還在英國人手上,你是殖民地啊。」他認為除非英國退出香港,不管了,但那就被共產黨拿去了。若說英國過去做不夠,往回推,推到英國身上,他認為是「後見之明」。

「彭定康是這麼說的:應該更早推行民主。」記者說。

「這話可容易說,但這話不到今天你說不出來的。你在英國沒有退休,你想不出這話來的,你想都想不出。」

「往前看,英國人有什麼可以幫我們?」

「英國人現在不行。共產黨抓得很緊,(一臉)主權在我,他特別防英國人。他怕英國人在香港搗亂,他知道英國人還有一些有很好的印象留在香港。所以他對英國防範比美國還重。所以不大可能希望英國能夠幫你們香港爭取民主,沒甚麼作用。」

熟悉思想哲學的余英時,隨口說出一本對彭定康民主思想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哲學書籍。「我知道他思想上很受Karl Popper 的影響,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那是彭定康最欣賞的書,那是講民主自由最重要的一本書。所以彭定康,香港人對他印象好,因為他是最後一任嘛。」

奧地利哲學家Karl Popper於1945年寫成上述著作,有別於傳統政治哲學爭辯民主是否對人類社會是較「好」的制度,作者相信人類文明的存續並非依賴「絕對的知識」,而是靠建立容許意見、知識及理論得以切磋辯論的程序及制度,在面對不同時代,都能夠繼續完善,並自由回應當下時代需求,這便是Popper所說的「開放社會」,也即是民主,而它的敵人,就是「絕對的知識」。

余英時在雨傘運動前已經寫了〈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2013年7月1日於《蘋果日報》刊登。「我支持香港佔中,他們把我的書都禁掉了,不准我的書在中國出現,原因主要是為了這個。2014年,我記得清楚得很。」三年多了,國內控制越來越嚴。「我的書還是不能在國內出現的,絕對不能。不過偶然雜誌上可以寫着我,也可以出版,不過那個基本上跟政治無關。在寫書界,我的書還有人看,都是私下,國內我的書不能公開賣,但私下賣得很多。在網上可以訂,在廣西出版,有12本、12本的,賣一千塊錢(每本價錢以倍升),這都是人家告訴我的。」

轉眼香港回歸20年都過了,學生、抗爭者都因社會運動坐牢了,此時此刻,他認為只得繼續清醒。「許可下盡量反抗,盡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腸好了,給我們好東西了,給我們自由。」

「學生沒有幻想,他們就是要自己去爭取,所以他們不怕坐牢。」

「除非你逼他出手,不管了,那就是他真面目出現了。但如果這樣子,香港還是會反抗的,你不能把每個人都殺掉吧?」

「啊,殺一個人都不好啊。(余:是呀。)哎,你覺得他會嗎?」

「他也不敢。他也不是沒有顧忌,他也有顧忌。不過他怕的東西他不說出來,你以為他很自信,我覺得他沒有自信,他裝得很自信,實際上他怕。」

「你覺得他怕不怕香港?」

「他怕,他最大的感情就是怕。」

「啊,恐懼。」

「是恐懼,所以他越來越兇。如果你很自信,你不會這樣怕的。你罵幾句有什麼關係?國民黨時代《大公報》也是駡國民黨的。」

余英時認為坐牢當然在某程度有用處,但完全靠坐牢也不行。被取消議員資格的議員,也不聰明,本來要多選進立法會,從內部系統對付制衡政府,「但你現在自己把這條路給斷掉了,不是很聰明的辦法。這是一下子出氣,很高興,出氣代價太大了。」

他知道,在香港制度下,能做的是很有限,可是,「你不能說完全不用他的system,我重新來過,那是革命啊!你怎麼革命呢?現在你不可能革命嘛,你們後台是大陸,你革命解放軍就出來了,你更不能動了。」

作為一個有份量的歷史學者,也曾任中大副校長,余英時認為大學校園裏討論港獨,認為校長、教職員及學生,各有位置。「我看見中文大學有一個獨立研究社團(香港獨立研究學會),我是在中文大學校刊物看到的,它不說是要獨立,他研究獨立,作為學術問題來研究。」可是,今年一月中,中大迫於中方壓力,再發聲明反對港獨。

前此,去年九月,十間大學校長已聯署反對港獨,余英時對此有他有獨立的看法。

「這跟校長沒關係,校長不重要。你要不要做校長?對不對。你說我不做校長那當然可以,但你還想做校長你就得聽他話。」

「是不是很悲哀?」

「是悲哀,那你對幾個校長的要求太過頭了,他那個職責就是執行香港的制度,香港的制度規定不能…」

「不是說大學有學術自由嗎?他可以不說話就成啦,為什麼要公開說?」

「也有不說話的吧。」

「不是,他們十間大學的校長都一起簽署。」他認為除非不想做校長,否則很難不執行一個政府的原則。

「你的書裏面說,大學要做一個監督民主(政府)的機構。」

「當然是啊。但中國過去提倡民主靠北京大校之類,那北京校長是蔡元培啊,後來是胡適啊,那不一樣呀。國民黨政府也不能要胡適怎麼樣,不能要蔡元培怎麼樣,但是這是共產黨政府啊。我認為faculty(教職員)和學生可以自由表達,學校行政人員你就不要管他。真正的大學力量,不是行政辦事人員。辦事人員只有照規章做,我根本就不期待他們能怎麼做。」

大學校長角色矛盾,怎樣反應,怎樣處理,只能靠校長個人。「校長要是很有獨立性的人,那他可能不管,讓你們去討論。但是校長也想做官做下去,那他就可能不讓你討論獨立。」

「那就是反映我們大學學術自由…」

「看學生怎麼辦,看學生用甚麼方式。不是在於校長說話的問題,校長說甚麼我們可以不聽。」

「但是我們對他們有期望(expectation)。」

「對校長有expectation我想很少,我不認為現在你找到一個校長接受任命,還可以獨立,這校長馬上就沒有了,校委會馬上就開會,把你開除了。你找到幾個這樣反抗的人?如果有這樣一個反抗的人,他何必做校長?所以靠學生、靠教職員(faculty)。」

七十年代初,余英時回中大當副校長,因為幾間書院改制事情,鬧了風風雨雨,以往老師唐君毅對他很不滿意,結果,回中大兩年後,余英時返回美國去了,後來他也拒絕回來中大當校長。

「校長的立場會影響學生跟老師在學校裏面的學術自由嗎?」

「我相信不會吧。校長沒有那麼大力量,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也代過校長的,我不覺得有甚麼大力量,我走的時候他們都要我做校長,我不要做,覺得沒有用,校長就是聘教授或者開除教授,或者甚麼,只有這點作用。校長沒有那麼大號召力的,對校長的期望太高了。」

如果心裏珍念學術自由價值,余英時認為校長也有迴旋餘地,用隱蔽方式,不用公開方式支持。「要是他聰明,不大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就是很好的校長了。」

現在的大學校長也會跟中方官員接觸,政治迫人,沒有中方官員會同意學生討論獨立的,中方官員都是聽黨話,余英時說:「基本上是校長不可能公開允許學生討論獨立,這是很確定的。他只能說,學生討論他知道了,或是知道了假裝不知道,只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期望他是有良心的校長,在這個議題上放寬、放鬆已經很好。」

相同的價值,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做法,余英時忠於自己,始終直言。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余宅屋外小路留着一月的殘雪,和那用網罩好的錦鯉小池,一切都是美好的。近來風雪,余太太說啓動過屋裏的發電機,應付停電。在香港的人,想起普林斯頓森林小屋裏「小書齋」,處處書稿,和余太太打趣的說話:「他說如果書房整整齊齊的人,大概都是不看書的。」讀書人屋裏的價值,令人溫暖。

記者:冼麗婷
拍攝:曾漢楝

——苹果日报

附转:

 

他童年時候曾於安徽潛山縣官莊鄉居住。群山環抱,與密茂松杉為伴,小河山坡可安度一天,有時濃綠中祥躺草地,聽鳥語蟬嗚。年少讀書時期流行的共產鬥爭思潮,他不感興趣。 記者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到美國普林斯頓訪問八十八歲余英時。冬天大學區公路旁樹林,像清癯的學人。進入距離大學不到十分鐘車程的郊區樹林,車上谷歌衛星定位首先認出榮休教授的門牌; 清明樸拙之氣、飽學無求初始之心,只有人,才能感應。

張貼者: NCN(新世纪)吴一舟 位於 10/09/2019 11:28:00 下午

陶杰:让他示范给你看

陶杰 让他示范 彭定康

前港督彭定康抨击林郑月娥以紧急法令迅速颁行“禁蒙面法”为疯狂之举,林郑即刻驳嘴,反问彭定康:同样骚乱发生在英国,你又会怎样做。

此一驳嘴方式,直接学舌自中国驻伦敦大使刘晓明。当日刘晓明大使接受英国电视台访问,以同样问题反诘主持人,但英国主持人说:英国的警察根本不带枪。意思就是:英国警方一开始就不会用过度的暴力,刺激民间的反抗升级。

林郑的模仿,显示这位女特首并无主意。肥彭大可以说:你问我怎样做?你只须把礼宾府让出来,由我回来做港督,飞机一降落在赤鱲角机场,我肥彭一走出机舱,只要君临天下的一挥手,即出现旧约圣经的神迹场面,如摩西举起权杖,红海的海水两半分开,保证半小时内,全香港街头的年轻人即刻停止冲击,地动山摇的欢呼,同时恒生指数激增一千点。

你林郑不信?可以去北京请示你的主子。若贵主子答应,我肥彭回来,可以全球直播飞机降落这一幕,让全世界观看作证。

任何一个港督,管治香港,首先绝不会搞出一百万平民示威,然后再搞出二百万平民再次走上街头。林郑还有脸孔问若英国人管治会怎么办?

何况一九六七年五月,林郑的主人就策划过一场红色大暴动,全香港商界和市民,坚决支持当时的港督戴麟趾武力镇压。那时怎么办?请林郑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找找档案里的旧报纸。

林郑教训肥彭“要反思自己的国家发生同样情况时会如何处理”,相当可笑。肥彭的国家,全民普选,权利平等,已经近一百年。二十世纪初,英国妇女没有选举权,英国妇女团体勇武领袖彭吉思(Emily Pankhurst),纠集一批女暴徒,在伦敦冲砸百货公司的橱窗玻璃,包围只准男性进入的绅士会所,还冲进马场,用武力干扰赛马。

英国政府怎样做?顺从妇女团体愤怒的民意,最终让妇女也拥有投票权。

此皆历史事实,有什么好“反思”?

林郑在香港大学读社会学,连这点社会学历史背景也不知,这个年年据说考第一的高材生,香港大学的学位如何得到,倒令人狐疑。

原载《苹果日报》

陈丹青:阶级被消灭了,天才和钢琴还留着

 

在国中夜访朋友,楼道伸手不见五指,我盲人般趋探蹈步摸索前行,忽然,楼上,或楼上的楼上,传来叮咚琴声。

我就停住,偷听。瞳仁如猫眼,渐渐辨出昏暗中家家户户锅灶碗柜煤气罐自行车等等等等破旧庄严的轮廓。琴声断续,如牙牙学语。

在北京、上海、南京,我几度有幸与巴赫或肖邦的钢琴幽灵在浓黑楼道中相遇。据说,肖邦弹奏,他的腻友喜欢聚在他窗下的花丛中偷听,托尔斯泰写聂赫留朵夫访典狱长不遇,狱长女儿在家弹琴,琴声被门关进关出:即便是书中读偷听,也仿佛琴声在耳,极之传神。

奇怪,在纽约林肯中心或卡内基音乐厅正襟危坐聆听名家演奏,也不如在这陌生楼道的家常阵地中驻足偷听,魂灵出窍,感动莫名,哪怕偷听的只是小童的初习。

在上海陋巷听到过一回巴赫的帕蒂塔,却是弹得好极。时在盛夏,帕蒂塔一连串清亮的旋律直如风动水流,巴赫在中国有知音。

茂名路康乐村,我的小学的后弄堂,还传出比我自藏的所有莫扎特朔拿大CD更精彩的弹奏,我一听,暗暗吃惊:是快板乐段,莫扎特的快板总像一个男孩的跳跃奔跑。是掌灯时分,弄内有女人下班的高跟鞋走过,有娘姨开门倒水呼唤小儿,家家传出油锅煎炒与碗盏磕碰的合奏,莫扎特在其间狂奔。

我躲在窗下快要一支烟抽完,琴声止息,窗沿传出妇人的咒骂,夹着仿佛筷子敲在木器上的脆响,接着,一个七八岁男孩嗓音嫩嫩的像是女孩,娇声抗辩: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

今日的爹娘们只要凑得起钱数,似乎不顾家道的贵贱——不,现在的都市家庭只分贫富而无所谓贵贱了——都愿给孩子买架钢琴弹。三十多年前,沪上的穷街陋巷漆黑楼层听不到巴赫肖邦莫扎特,除非在卢湾区徐汇区原法租界阔人聚居一带,隔着篱笆,花园洋房,春日雨后有哪位资产阶级本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弹琴。

那是另一个上海,阶级虽已降伏,人还在,钢琴还在。那时,钢琴二字即代表出身与阶级。口琴、胡琴、手风琴算什么?钢琴可是做的呀!当年大炼钢铁要不是一败涂地,说不定就会同英美帝国主义争口闲气,拨一堆好钢材打造我们无产阶级大钢琴。

英文的钢琴叫做“Piano”,哪有的意思。

 

“WG”起,上海的市井奇谈是淮海路东西两头好弄堂里挨户抄家,单是钢琴,抄没一千架!那是我在巨鹿路小菜场听一位弄堂口的赤膊男子亲口宣布的,他拍着肋骨对横在面前排队买菜的人民群众朗声说道:奈么好哉!我倒想看看伊拉资产阶级从此白相啥?!翻译过来,即这下子看看他们怎么玩

不久,在淮海路国泰电影院对过一家古董店里,我看见了壮观的景象:大大小小通体锃亮的钢琴堆满店堂,不是那么摆开平放,是上层的钢琴脚戳在下层的琴面上,一架摞一架。有三角大钢琴琴盖卸开,沿墙竖靠的,有琴囊里钢丝钢条给掀得翻翘支棱的,更有琴壁琴盖上被H卫兵用油漆用刀划下标语口号,店铺职员正洗刷收拾的。只见黑压压层层叠叠挤挤挨挨的钢琴阵地仅留得侧身走过的缝隙,像是堆满机床的大车间。店铺给堵得一片昏暗,白天开电灯。我在其间走过来,看过去,时年十三岁——我连口琴也不会吹。

国泰电影院那年关闭了,不是关闭,所有电影院都用来做大型批斗会场。临近老大昌哈尔滨西式点心店倒是开着,革命人也得吃点心,可这家古董店铺为什么开着,谁来买钢琴?不久传出消息:60年代钢琴才子顾圣婴与她母亲、兄弟开煤气口口了。

“WG”后一篇回忆文章的作者说是在她寻死前一天亲见她从国泰电影院门口人丛里走过——此刻,店堂里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深蓝上衣黑皮鞋,也在钢琴缝里走来走去,几次与我擦身而过。我一看,就知道她出身资产阶级。凭什么呢?难描难写。我只能说,那时,谁家是山东南下干部,谁家是江浙的民国移民,谁家世代当工人,谁家的父母是资产阶级,上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看打扮?资产阶级的子女那时根本不招摇,不打扮,可穿得再朴素也洗不掉资产阶级的阶级烙印。今日上海可瞧不见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姑娘了。资产不等于阶级

现而今,上海小姑娘越穿得资产阶级越不像资产阶级,连高级轿车里钻进钻出有资有产的款儿腕儿,也只见资产,不辨阶级。那些年,倒是抄没资产的人家走出个人来,瞧着更像资产阶级:他(她)们终于给口得只剩阶级,没有资产了。

忽然,蓝衣女孩的右手掀开临近门口一架钢琴的琴盖,探进左手,大拇指与小手指尖平行张开,熟练地朝那黑色的键盘摁下去:那是她家的,还是别家的钢琴?嗡——钢弦震动,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做和弦。我呆住,等她弹下去,但她随即转过青色的资产阶级眼白瞥一眼店堂,飞快合上琴盖——对了,那年月资产阶级的眼神眼色都这么张皇警惕——她闪身逃逸了。店里有大人迎出来,赶开闲人:又一辆大卡车满载钢琴轰然转弯,停在店门口。

有谁在公共场所目击自家珍爱的贵重物件给粗暴地扔在那儿么?人会不由自主寻过去的,只为看那么一眼。我记得蓝衣女孩在钢琴阵地中的眼神,是一种恨意(阶级仇恨?),又是孩童辨认出自己的玩具或宠物似的单纯的惊异(你在这里!)。那一大堆钢琴日后被陆续卖出,易了主了。谁呢?哪个阶级?最便宜的价,据说是人民币50元。

今日沪上的钢琴小天才,那一个个身家既不像无产阶级更不像资产阶级,阶级真的消灭了,除了钢琴。前几年,东方时空电视节目曾追踪拍摄孩子们玩儿命练琴聚考音乐学院的纪录片,多是女孩,考上了笑考不上哭,我听着都觉得好极了,想起那位蓝布上衣黑皮鞋的资产阶级女孩,她该早已是一位母亲。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好几位替孩子进京赶考租房驻扎的父母亲,有西北的农民,有中原城镇的职工,在京城的破烂旮旯里住着,架起炉子披头散发给孩子又做饭又炒菜,孩子呢,脚不及地,高坐琴椅当当地弹——如今判然划分不同阶级的,恐怕就是母子之间那架大钢琴。记得最后一个镜头是琴声停息,小天才扭头冲着妈急。又怎么啦,妈问,孩子娇声吆喝道:

翻谱呀!

—— 读者推荐

杨炼:致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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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星,我们是夜;

你们点燃,我们熄灭;

你们是汉,我们是奸;

你们泪热,我们心死;

你们赴死,我们偷生;

你们走上街头,我们缩进沙发;

你们为明天而流血,我们为今天而苟活;

你们珍视爱的宝贵,我们死守命的价钱;

你们三十年前还没出生,我们三十年后已经腐烂。


杨炼(当代著名诗人)_百度百科

杨炼,当代著名诗人。 [1] 1955年出生于瑞士伯尔尼,6岁时回到北京,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北京昌平县插队,之后开始写诗,并成为《今天》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杨炼以长诗《诺日朗》出名,1988年被中国内地读者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同年在北京与芒克多多等创立“幸存者诗歌俱乐部”。 [2] 现定居伦敦,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李俊华:那位女士“怒怼”央视的背后

这几天已经有两位好友转发来一位女观众打电话到央视,怒怼央视“胡说八道”的音频微信。然而我听了几句这位热情有余、理性不足的女士的话,就不敢再听下去了,担心引起身体不适……。

这女观众在电话里说,看到央视的“数说中国”节目里,有一段建国后GDP数值表。其中令她愤怒的是,从1952年到1976年的GDP增长居然“是一条直线”。她认定,央视那位王编辑是给Mao时代抹黑,把1952年到1976年的GDP数值“抹黑”成一条直线。即二十多年GDP没有增长。于是这位女士怒火喷张起来,她声音高亢地说:如果说1952年到1976年GDP没有增长,请问,我们是不是白活了?毛主席共产党率领我们难道是在睡大觉?亿万人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国家开始用GDP来统计经济数字,是八十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此前一直是用前苏联的计算模式,所以九十年代以前的数字,大体是推算、换算出来的。

从这些数字也能看出,二十多年中,除了文革开始的三年GDP是明显下降外,其他年份都是增长的。问题就在这里,从最简单的逻辑推理看:如果我们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邓公的改革开放就是吃饱撑的!不是吗?我们的经济那麽好,八万多座水库、原子弹、南京长江大桥……搞什么改革开放啊!闲的蛋疼!还有,如果经济始终增长,我们的肚皮是不会没有记忆的。遗憾,我们的肚皮记忆实在糟糕。我们只记住了,文革前夕的1965年前后,经济恢复有成效,百姓生活尚可,但以后就越来越糟,文革中,票证种类也开始多如牛毛。诸如此类都说明,那些数字有误,其中肯定有夸大、粉饰的数字作祟。

由此我要告诉这位女士:那位王编辑根本不是抹黑Mao时代 ,而是粉饰 Mao时代,努力给Mao时代开脱,所以才极聪明地“弄成一条直线”,因为那个时间段里,中国的GDP根本不是直线,总趋势是下跌的,不然就不会有权威部门得出的“崩溃边缘”的结论。

就拿日本来说,日本和咱一样经历了战争,同样面临战后经济恢复问题。而且它的军国主义战争狂热,招致两颗原子弹摧毁,战争损失更惨烈。。但日本的经济增长却大大高于我们,请看下例数字:

从1952年到1960年的八年中,中国的GDP高于日本。1961年日本就超过了中国7%,到1976年,日本GDP就超过中国2.8倍了。更加悲催的是,从1961年日本超过中国,中国就一直落后于日本几乎50年,直到2010年,中国GDP才再次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这时距离1961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日本人口不如咱,资源更不如咱,但是战后的日本奋起发展经济,咱们却奋起搞运动、发疯一般整人,经济怎能发展!

那位女士纵然不懂这些,总该记得那和年代肚皮的记忆吧!如果肚皮都记不准了,这些年许多人晒出的票证、物质窘迫时的票证记忆总会有吧。从文革前的60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票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五花八门,说明了什么?那一条直线掩盖住了多少票证经济“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窘态啊!那位女士,您是真傻啊?还是装傻啊?

那女士怒怼“白活了”、“喝西北风”等。我欲说,你能喝西北风你就不是白活,因为你还活着!你并没有被饿死、被运动整死,因为那个时代,被饿死被整死的有数千万,你有机会喝西北风是你命大!今天你能打电话给央视、怒怼国家喉舌电视台的发飙的音频能够广为传播、个人毫发无损,也要感谢改革开放,否则,和张志新一样被割你喉管是很平常的事啦!

那位女士,好好庆幸吧!

  1. 9. 30—10. 3

孔捷生:从共和国到合众国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一如电视剧巨制《走向共和》所示,步履殊为艰难,故此至今仍在走向,而未到达。

       我近不惑之年始来美,接受角色转换甚为不易。不同于九岁的儿子,他像幼苗舒展,自由生长。我却像一片飘零之絮,委落泥尘后艰难重生,我将摸索认知异国文化视为精神逆成长。

       成长就像打开一重重人生之门,步入另一境界。我儿子在新泽西读中学,十五岁时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质疑公校教育若干问题。殊不想收到白宫信函,竟是总统回信并附送一张签名照片。克林顿首先感谢我儿子来信,说:尽管他公务缠身,但你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你代表着美国未来,我们将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关乎下一代的问题……等等。这些话很笼统,但措辞平等亲切。儿子很高兴,带回学校给同学传阅。作为来自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我们也觉意外,并为儿子的欣悦而欣悦。

        然而,成人认知毕竟异于成长期的孩子。我们很快了解到,投书白宫,除却无厘头内容,都会得到回复。白宫有专门公关班子,以总统名义给民众回信是其职责之一,连信末和照片上的总统签名,也是逼真影印。但做父母的并未跟儿子揭破,让他自己从生活领悟,才是成长扎实的脚印。何况,日后他对美国社会之融合,要比上一代深入得多。

        我的成长期曾有一段“红色记忆”。传说周恩来总理爱民如子,只要见一面握过手,哪怕多年之后重遇,也能记住人家的名字。这个传说在知识分子中流传最广。后始知美国也有神人,克林顿总统亦具“人面识别”超人本领。二度见面被他亲切唤出名字的人,无不感动——如果这词太煽情,起码是触动吧。只不过,美国并无铸锻某种顏色之领袖神话的习惯。我其后得知,克林顿在白宫与来访者见面,出场之前,幕僚会指点视像或图片,告诉总统该人名字与背景。并非所有总统都练这门功课,克林顿却做到了。

        希拉里则是另一极端,她堆出明灿笑容也抹不去骨子里的冷感。倘非如此,川普能否入主白宫尚未可知。笔者对她夫婿的白宫岁月不予评判,但哪怕不喜欢克林顿的政界商界人士,多认同他确有个人魅力,只要现身公共场合,俨然聚光灯追身,他自己就是光源。我有亲身经历可佐证——

        1999年圣诞节,我陪来探亲的父母到华盛顿观光。别的城市每逢节日都熙熙攘攘,惟此城例外,只缘首都上班族逾六成都不在市区居住。我和两老闲逛,只闻圣诞音乐在空旷街道飘荡,温馨而寂寞。我们行至一向游客如织的白宫,居然也清冷得可以。白宫南草坪只有一条人影在遛狗,我没去留意,只觉得正是照相时机,免得摩肩接踵。留影毕,此际草坪遛狗者扔出的网球滚到栅栏边,那人过来了,他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这才认出来正是克林顿。那时距九一一还有两年,完全看不到特勤保镖踪影。白宫栅栏外就是街道,克林顿离我们仅六七步,他生就一副阳光脸孔,笑起来显得很真诚的样子,这正是他自带流量的天赋。

        我后来推断,他逗狗的网球是有意掷到栅栏边的,休闲时刻不忘亲民秀,能把这视为己任并享受其中,我想首推克林顿。他太太希拉里和竞选对手川普,这部分基因都先天残缺。小布什虽远不如克林顿,胜在性格憨直;奥巴马也很注意亲民,但表演着了痕跡。无论哪届总统,权力认受性都来自选票。他们亲民是必须的,只有做得好与差之区别。然而,另一体制的权力者则不同,他们是人民领袖,是用来爱戴的。

       再说一件亲历之事——1987年我到首都机场搭乘民航飞机,那时未有居民身份证,个人证件都是工作证。当然有的人或有不止一种证件,比如我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省政协委员证。购买机票时个人证件不管用,必须有单位证明。几十年一贯制的社会格局及其价值标准,个人什么都不是,能证明你是谁的只能是单位。单位俨然全能社会的微缩。

       我家在北京,工作单位却在广州,每次从京南返,都要找中国作家协会盖章出具证明。与之匹配,购买机票就用中国作协会员证,但那次在首都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一时找不到,只好拿出省政协委员证。那本红封皮上印着金色国徽的证件,与中国作协的盖章证明对不上号。然而在官本位社会,那不算个事。政协委员不是官,却是政治地位的象征。登机之后,才发现官本位“福利”不止于此。明明是普通经济舱机票,我却被安排坐头等舱。那是我头一回享受这等待遇,便事事新鲜,却发现前三排一直空着。及至起飞前一刻,始见一帮人登机,被簇拥入座的原来是国务院副总理李鹏。

       八十年代副总理出行并无专机,与民同行本是好事,可零距离了解民情,更是做亲民秀良机。那时我对西方政治家素质无甚认知。但就官本位社会而论,就我所见,李副总理也算是对民众最冷漠的一个。他坐第一排靠窗位置,身边与后排都是随员与便衣警卫。连笑容可掬的空姐送饮料,都是随员代接转递,他头也不抬,连道谢都有人代劳。京广航线就两个小时多一点,全程不见他离座与其他旅客和空服人员交谈。

        倒有花絮,我在候机厅偶识一位香港旅客,他是北京首家中港合资酒家(在前门东大街)点心师。因粤语同声同气,大家聊得来,但登机后就隔开了,半途他要到头等舱来索要联系电话,却被便衣警卫拦住,不得越界。我这才明白,坐头等舱并非政协委员证带来的“福利”,而是登记时“政审”的刻意安排——政协委员身份给李副总理带来更多安全感。

       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全机旅客都端坐不动,让国家领导一行人先下机。革命经典黑白残片《列寧在一九一八》有句台词“让列宁同志先走”;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孩子们化为灰烬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是“让领导同志先走”。这守则来自体制深层结构。当李副总理经过我身边,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符号,那是严肃、矜持、倨傲的混合。不由不信,如果某人天生就没有亲切感,那么后天也学不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从价值体系就是先天性的。

        及至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更多表情包,把他固化为脸谱人物,更把他与某个历史事件永远捆绑,一如讣告上措辞。从另一角度看,亦遂其所愿,他的回忆录确实将此视为毕生荣耀。

        我到了异国,一切都从头去学。儿子轻而易举完成的文化转换,我却要花几倍时间,堪称精神上的逆成长。终于迈过那道门槛,便洞悉西方政治家都“装”,装着装着,就成了价值标准与行为守则,这可是真的了。驀然回首,发觉当日邂逅之李副总理,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就是不装,完美做到了他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 原载《明报月刊》

 

感怀朋友发来的“朋友聊天记录”

齐小平  09/30/2019

今天是国庆节前夕,朋友发来的聊天记录,令人心寒!
俄罗斯每年都会举办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大阅兵。在正规的大阅兵结束后,随之进行的是“不朽的军团”的群众大游行。
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或高举自己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亲人肖像,在大道上共同组成“不朽的军团”,让后辈们与为祖国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先辈们一起,共享这场战争胜利后的荣光。
这场看似无序的群众游行,万头攒动、人海如潮、声势浩大、场面壮观,动人心魄!
每年,俄罗斯政府都大张旗鼓地号召,不管先辈生前的职务高低,鼓励他们的后人踊跃参加。普京自己也多次以普通一兵的后代,手持父亲的照片走在队伍中。
相信,在人流滚滚的队伍中,一定还走着许多在卫国战中战功彪炳的将帅后代们。那一天,他们都和普京一样,以普通一兵的后代,走在群众的队伍中,与游行者们共享先辈们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共同战胜敌人,取得伟大胜利的荣光。
然而,这种不分高低,众生平等的理念在咱们的阅兵里却未见一丝涟漪。游行中特请了一些后代参加,指定都是上将以上的后代,其他的后代都被三六九等了,更别说将军以下的后代和参加过战争的老百姓后代了。
这些年,凡此类大型活动,后代参加者的挑选原则必是从上到下,按照父母生前的官衔高低决定,一般是取高不取低,好像当年的人民战争全都是由高官们打下的,与基层干部、士兵和民众无关。
就是这种三六九等的等级观念和行为耳濡目染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 至使一些后代把父辈的等级看成了身份的象征。无论走到哪里,开口就是 “XXX的儿子、女儿、女婿,媳妇”,毫无来由地以此为荣,以此狂傲。
只要是二代共同成立一个组织,主持人就一定要一个一个,不厌其烦地介绍在座父母生前的官衔。
有意义吗?烦不烦?累不累呀!
朋友告诉我,前些年成立的将军后代合唱团也是近墨者黑,站位按父母级别来。结果,为谁的后代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争得不可开交。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多少基层干部、普通战士和老百姓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他们为新中国建立的功劳与将帅们一样,不可磨灭、永垂青史!即便国内不能举行类似“不朽的兵团”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游行,小规模的活动人数有限,就不能削减高官的后代,让他们的亲属与后代也有机会去参加吗?
一位其父生前也是高官的朋友这样对我说:“不讲别的国家如何,就是毛时期也绝不允许搞这套八旗制度的。”
他说得很尖锐!现行的等级制与八旗制有多少区别吗?
每当看见电视剧里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场面;看见提着鸟笼遛弯、欺行霸市、花天酒地…… 的八旗子弟,都会感到深深地悲哀。
森严的等级筑起了官民之间的樊篱,云泥之别的差别造成了官民相恨。何时,众生平等才会替代沿袭千年的等级制传统?
此生,我能看见吗?

震撼人心 2019香港前线行动宣言

有香港网友昨天发出了“2019香港前线行动宣言”,非常震撼人心,该文内容如下。

我们是一群普通的香港人。首先,我们要向各位宣布今日在香港各处的“鸡尾酒活动”都是为共产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庆贺。

本来,我们并未预计过自六月开始的反送中抗议会演变成这场浩瀚而惨烈的大规模抗争运动,也没预计过自己会越走越前,被迫以身犯险,全面与暴政对抗。

香港自1997沦陷廿二年,虽已多番经历港共政权硬推恶法及种种与港人为敌的恶行,但这三个多月来明目张胆地践踏港人基本人权与自由的程度,可谓前所未见。

警察国家凌虐市民

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已多次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然而政府及其爪牙,除了以颠倒黑白、充斥谎言的垃圾声明和记者招待会来拖延时间、转移视线之外,只选择用子弹、催泪弹、警棍及拳头来回应我们。

我们无数市民遭黑警滥捕、虐打、羞辱、恐吓、非礼、无差别攻击甚至可能强奸及谋杀,并遭亲政府的黑社会在黑警包庇下疯狂袭击及严重伤害。

这段日子以来,黑警以极其傲慢及恶劣的态度行使远超法律许可的武力甚至知法犯法,暴行罄竹难书:近距离射击示威者、以酷刑折磨被捕人士、以性暴力对待示威者、攻击医护人员及记者、乱用催泪弹及各种武器,还有纵容黑社会恐袭市民的721元朗事件,黑警亲自出动恐袭市民的831太子事件⋯⋯在在都是令人震怒的例子。

今日,他们甚至在荃湾出动实弹近距离射击学生,令他严重受伤,情况危殆。

法治沦丧警黑治港

香港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法律制度亦已成为了暴政的工具,被用以对付反政府的示威者甚至是一般平民百姓。同时,黑警及其包庇的黑帮无论如何违法,在现行制度下市民亦难以追究,作恶者根本不用负上任何后果。

我们曾经以极为克制的态度对待政权一方的各种暴力,但政府却不惜撕破脸皮,全面揭示其独裁专政的本质。到了今时今日,我们只能认清这个残酷的现实,并以具体行动作出严正抗议。

罪魁祸首是中共、港共

我们必须在此强调,始作俑者,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及港共傀儡政权。

是他们,为了一条逃犯条例,竟以无日无之、无法无天的警黑合作,以极其过份及无必要的暴力镇压示威者,公然漠视法纪,侵犯人权。

是他们,为了掩饰政权及其鹰犬的错失与罪行,不停散播毫无廉耻的谎言及谣言。

是他们,为了报复及消灭反抗者,在社会各界制造白色恐怖,并以丧心病狂的黑警暴力,变相宵禁及戒严,限制我们的各种自由。

由始至终,香港出现的一切乱局,都是因这个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港共傀儡政权而起:纵容中国的各种经济侵略、褫夺政治异见者的参选权及民选议员的资格、利用畸型议会通过各种恶法、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蚕蚀我们的本土语言、社区、历史及文化⋯⋯还有,一直阻挠我们得到真正的普选,选出为港人服务的议会和特首。

是他们自己公然违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

是他们决意与民为敌,迫使我们别无选择地反抗。

五大要求无妥协余地

这三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以各种行动展示我们的团结及决心。决定运动走向的,从来不是示威者而是政府一方。

我们的要求十分清晰:

一、彻底撤回修例

二、收回暴动定义

三、撤销对所有反送中抗争者之控罪,承诺不作进一步检控

四、解散及重组警队,彻底追究警队内各种滥权及违法之行为

五、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普选,实现真正的港人治港

五大要求,缺一不可,当中尤以最后一项至关重要。没有民主宪政,所有承诺都只是空话,亦无法保证我们往后世代的太平。只要一日未落实全部——是全部五项要求,我们都会无止境地抗争下去。

我们已有无数市民为了这场运动牺牲、受伤、受苦受难。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每一个人的付出、每一个人流过的鲜血,亦只有抗争到底才对得住他们。

抗争誓言

经过这个血色夏日的磨练,香港人已经脱胎换骨,不再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实质在对抗的是人类史上最邪恶而强大的独裁政权。在全世界注视下,我们坚定不移地为义而战,义无反顾。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已有视死如归的意志和决心。

我们的年青人,都已在心中埋下革命的种子,不会屈服于暴政之下,苟且偷生。即使我们倒下,还会有千千万万的抗争者出来。我们深知自由及民主不会从天而降,而我们亦不会坐以待毙,任由政权蹂躏。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虚假的让步,而且即使在今次胜利之后,也会长久监察政权的一举一动,并有能力随时起来反抗任何的不公义。

主权在民,天经地义。人民不应惧怕政府,只有政府才应该畏惧人民。

我们的抗争没有限期,我们的力量不会消退,我们的行动将持续升级。

我们在此奉劝中共及港共政权及早回头是岸,以免自掘坟墓。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不只是口号,而是我们将以具体行动实践的理想和使命。

这次我们在十月一日的行动,是第一次警告。

以为可靠暴力镇压与司法迫害慑服反抗者的特首及一众官员、自以为可凌驾法律的黑警、四出袭击市民及以各种手法压迫抗争者的亲共者们:勿再假设我们都是待宰的羔羊,也勿再幻想你们的卑鄙手段可令我们屈服。

你们既选择了以最残暴无耻的方式为暴政护航,就是选择了向人民宣战;一切恶果,皆为自招。真正的抗争,刚刚才正式开始,鸡尾酒行动将会陆续有来。

没有自由就没有和平。在获得真正的自由之前,我们都没有任何退路。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每一位愿意为自由、尊严与公义而战的香港人!

一班热爱香港与自由的香港人

201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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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西方的误判

为何一个民族,会甘心拥抱一个极权的政府?一九三三年,奥地利心理学家莱克,研究希特拉如何上台,有一专著,名“法西斯群众心理学”。

莱特认为,德国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社会就出事。首先是教育制度特别严苛,然后是德国的家长,过分强调小孩的组织纪律,对少年儿童施行了过分的性压抑。一代的德国少年,被教导性欲是罪恶,将他们的激情和冲动,转移到效忠国家和领袖。再加上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种种激进思想,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皆在德国被斥为毫无纪律,纳粹思想,成为另一方向的反动,遂在日耳曼民族之中应运而生。

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极权社会,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多数,左看右看,发现身边同样平庸而愚昧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说同一套话,叫喊同一套口号。他认为加入或属于这个集体,会很安全。特别在另一种曾经实验过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的民族社会,或围炉聚食、或贵宾厅内三数好友围聚唱K,成为一个个“群组”。极权政府利用高科技,事半功倍,就可以将数亿计的愚民,或分割、或组织、或集中,形成不同的方阵,有效规管驱策。

不要以为你身边的人,像你一样,对人生有独立思考的个性追求。

凡西方物质社会,兴起一个品牌,或发明了一个手机游戏,可以即刻在一个民族中形成疯魔型消费的,此一民族归顺于极权统治的或然率,比不喜跟风崇尚物质的其他民族高许多。

这种社会,不限于教育程度高低。甚至有些专业人士,明明在西方国家受过某种专业教育,但他们的留学生活,由一开始就以回到他们的祖国能得到一份收入较好的职业为目的,而不是为了陶冶修养,追求人生意义。因此这种国家,无论批几多留学生去西方消费,西方政府以为会把他们培养成一个类似欧洲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开始出现人权和民主的启蒙,现在川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发现,完全是一场梦幻。

川普发现,由克林顿开始,经布殊家族,到奥巴马,龟兔赛跑,西方不但沉睡了二十年,西方专家、银行家、知识精英,还在瑞士达窝斯的什么经济论坛,就所谓某国可以在二十一世纪按照自己的模式打造一个领导世界的人类共同体,沉醉成痴。直到川普拍案而起,某国有发表外交白皮书,连声说无意挑战美国领导地位。有如尺蠖一样,进两分,遇到有阻力,又退一分,前进的方向不变。

但西方的智商变了,因为不读书。

原载《苹果日报》